三次危机与中国改革起源

中国改革从哪里来？为什么关注这个问题？因为随着社会的分化，70年代末以来形成的改革共识破裂了。
　　我赞成对改革进行反思，一听反思改革就说人家是反对改革，这不利于总结经验。最近我在做改革史研究，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就会有做得对的，有做得不对的，更多的情况是“熊掌与鱼”，“一个硬币的两面”，改革过程也是利益的博弈。我发现还有一种情况，主观意愿与客观逻辑之间有很大的距离。1994年，邓小平说：“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可见，他也有无奈的时候。
　　但是，反思改革是为了使改革走得更好，不是退回过去。我在网上看到有人甚至提出“重返毛泽东时代”的口号，这可能有些情绪化。但也说明，我们对于六十年的历史，特别是对于前三十年的历史还没有真正的清理。
　　关于前三十年，1981年有一个《历史决议》，这个决议在当时的条件下说到那个程度，已经不容易。但历史又快过了30年，中国的政策和社会演变已经远远超越了《决议》。然而，我们的宣传口径还固守在《决议》，甚至从《决议》倒退了。在有些人看来，最好是把那段历史尘封起来，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重新成了忌讳、成了禁区。这给中国人带来了历史盲点，许多人不知道中国改革从何而来。不知从何而来，也就难以确定向何而去。我想从三次危机的发生和应对来谈中国改革的起源。这三次危机是：第一次是1956年由斯大林问题引发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动荡；第二次是60年代初的大灾荒；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是外来的传导性的危机，后两次是中国自己酿成的危机。我想通过这三次危机和高层的对应，对前30年的发展轨迹作一个重新梳理，看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是如何走入困境的。今天我讲三个问题。
　　苏共二十大引出的改革思考为什么转向？
　　所谓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苏联斯大林模式，我把它概括为四方面：第一、国家包办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第二、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三位一体的经济模式、第三、无产阶级专政实质是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第四、一元化的意识形态。这几个东西写进了1936年苏联宪法。被奉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战后斯大林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
　　许多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模仿苏联，搞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这说明，苏联模式当时有很大的吸引力。苏联模式之所以有很强吸引力，有两个原因：一是苏联模式看起来接近于公平社会的理想，二是苏联是落后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唯一国家，依靠迅速建立起来的军工体系打败了法西斯。这说明，这种体制在工业化初期的确有很强的动员能力，这对于急于追赶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精英有很大的诱惑。
　　在中国，开始并没有立即照搬苏联模式。1953年以前，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十年二十年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设想，这类似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但是1953年，毛泽东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1956年建立起来的体制基本上复制了苏联模式。
　　社会思潮的演变很有意思，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信奉市场经济，但20-3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是普遍迷信计划经济或叫“统制经济”。(1932年11月1日，《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识人物发出“新年的梦想”的征文通知，到截止的12月5日，共收到160多份答案。初步统计，在100多篇的征文中，有20多篇征文梦想未来的中国是一个没有阶级压迫、废除了私有制度、实现了世界大同的社会主义国家。1933年7月15日出版的《申报月刊》刊载“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共收到10篇短文和16篇专论，明确主张采取社会主义方式的9篇，主张非资本主义的3篇，主张社会主义统制经济的2篇，主张计划经济的1篇，主张受节制的资本主义的1篇，将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化终极目标的1篇，而明确主张个人主义方式的仅1篇。)当时，民族危亡之际，知识界都有一个“强国梦”，盼望中国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内涵的理解，主要集中于两项内容：科学与工业化。
　　而要短期内实现工业化，只有一条现成的路，就是苏联走的路：发展国营企业、实施计划经济。30年代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与西方的大萧条形成鲜明对照，强化了这种倾向。自由派领袖胡适也说：采用计划经济促进中国工业化成了当时“最风行的口号”。国民党也主张计划经济，蒋介石明确讲：“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当时的“资源委员会”类似于新中国的国家计委，工业化计划搞了十多年。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建国后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搞大工业，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有学者认为，当年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不符合“比较优势”原则。这是经济学的解释，不是历史的解释，历史是有时空局限的。这里不作讨论。只想说明一点，当年对看到终于大规模建设工厂了，大家是很兴奋的。吸引了大批海外学子和科学家回国效力。(周有光老先生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中国解放后，在国外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等着我们。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甚至还有很多人都克服国外的千般“劝阻”，回到祖国。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谁也不会想到。)梁漱溟有“九天九地”的说法，但他也没有反对苏联的156项。当时的理想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这种情况到1956年发生了一个变化。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第一次把苏联的内幕，把斯大林的问题揭露出来，引起共产党世界的大地震，最为激烈的就是波匈事件。引发了苏联阵营的第一次危机，也是斯大林模式的第一次大危机。其实，在苏联国内，危机早就存在；战后斯大林在东欧各国强制推行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更大。只是因为斯大林在世，压住了。只有南斯拉夫，因为被斯大林赶出共产党情报局，没有办法，只有另找出路，走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1953年斯大林一死，矛盾就开始暴露。1953年的东柏林事件是苏联阵营危机的一个预兆。应当说，处理斯大林问题是苏联政治发展的迫切要求，赫鲁晓夫走出这一步，是要有胆量的，只是做得比较粗糙。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出两个结果，按毛泽东的话，“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所谓揭了盖子，就是破除了斯大林神话，苏联神话。引出了改革的话题；此后，东欧国家一直在进行改革探索，最早是南斯拉夫，随后是波兰、匈牙利，后来又有捷克，苏联赫鲁晓夫时期也想改，只是始终没有突破。所谓捅了漏子，就是上面讲的，引起了共产党世界的思想危机和政治危机。
　　对于中国来说，1956年并不存在危机。相反，中国正处在所谓“凯歌行进”的时期，充满着大胜利的气氛。因此，相对于许多共产党的惊慌失措，中国领导人显得从容得多，自信得多。对于毛泽东来说，与其说是一个危机，不如说是一个机会，使他可以摆脱斯大林的精神束缚，大干一场，可以比苏联做得更好，走得更快。从另一方面看，这场危机虽然是外在的，但是中国也是学苏联的，而且已经发现了很多问题。毛泽东本人对照搬苏联并不满意，认为它条条框框太多，压抑了下面的积极性，不符合他的全民动员的思路。正因为这两方面的动因，促使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话题。不只是毛泽东、陈云、邓子恢、李富春、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都做了很多思考。主要在两方面：一个是扩大民主；一个是经济改革。
　　关于扩大民主。从年初的知识分子会议，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呜”，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两个万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到八大提出防止个人崇拜问题，再到号召党外帮助共产党整风。这些举动当时在国外引起误解，认为毛泽东在搞“自由化”，赫鲁晓夫很不满，匈牙利的反对派甚至把毛泽东引为知己。其实，他们都没有理解毛泽东。我分析，毛泽东扩大民主，主要有三层考虑：一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出力；二是有意借助党外的批评冲击官僚机构的沉闷空气；三是希望树立一种显得比苏联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新形象。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甚至对美国制度表露出某种兴趣。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意图让知识分子或民主党派来分享政治权力，他提出“双百方针”基于一种政治判断：相信“争鸣”不会僭越雷池，触动政治禁区。
　　当然，有人坚持认为，这一切不过是一个骗局，是一个“钓鱼”的阴谋。从资料和逻辑看，并不是这样。1956年毛泽东充满着自信，没有必要来这么一次大迂回的行动。所谓“引蛇出洞”是1957年夏天他政治转向以后采取的策略，同时也是回应党内质疑，维护明察秋毫的形象。因为当时多数共产党的干部对“双百方针”特别是接受民主党派监督很抵触，阻力很大。
　　关于经济改革。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讲了五个关系，中心思想是下放权力，调动积极性，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作出微调，以适当照顾民生改善。陈云在中共八大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体制设想：国营和集体为主、个体为补充；按计划生产为主、为市场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补充。也就是后来他一直坚持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从文献看，体制问题成为八大讨论的一个热点，计委主任李富春、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商业部长曾山，还有一些地方领导人如湖南的周小舟等都涉及到经济体制问题。毛泽东八大后甚至说过让地下工厂合法化，“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样的话，虽然这只是灵光一闪的说法，但也说明当时的开放心态。
　　然而，我们要了解，所有这些思考都没有跳出斯大林模式的总体框架。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毛泽东都没有把斯大林问题看成是斯大林模式酿出的苦果。赫鲁晓夫归结为斯大林暴虐性格和恶劣品质，而毛泽东则归结为斯大林的骄傲和缺乏经验。只有铁托的普拉讲话指出，斯大林的问题是斯大林主义造成的。今天看，铁托的认识高于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但在当时铁托是个异端。
　　两个原因妨碍人们作深刻反省：一个原因：当时社会主义还处在上升阶段。各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认为完全可以战胜资本主义。中国与苏联还不一样，苏联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已经积累了许多问题；而中国社会主义刚刚建立起来，有几十年的时间差。建国以来一路胜利，更不可能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有根本的怀疑。1957年苏联第一个把卫星送上天，更加强化了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自信，毛泽东说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赫鲁晓夫提出十五年赶超美国，毛泽东提出十五年赶超英国。大家都摽着劲。当然毛泽东的目标不只是英国，还跟苏联摽劲。苏联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仍然有吸引力，60年代初和70年代中期非洲形成了两次社会主义试验的高潮。
　　另一个原因，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形势下，社会主义阵营不能自揭其短，自矮于西方。匈牙利事件出现后，毛泽东就转了向，从批评斯大林转向维持斯大林，从探索改革转向维持苏联原则。毛泽东警告有些人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掉了，列宁这把刀子丢提也差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两方面的探索都中断了，而且转了向。
　　毛泽东想在发展上搞出自己的一套，比苏联更快，更好！《论十大关系》基本反映了他的思想。这里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这只是一种主观愿意，譬如调整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比重，客观上调整空间是很有限的。156项刚刚开始建设，这一块是不能动的。而在一种“赶超思想”的支配下，进一步向重工业倾斜了。提出在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超英国，后来进一步提出“以钢为纲”，九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产业倾斜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了。我们还发现，《论十大关系》讲了五大经济关系，唯独没有讲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毛泽东对刻板的计划是不感冒的，但并不说明他对市场有兴趣。他的基本思路是下放权力，调动地方积极性，用群众运动方式来突破资源瓶颈和资金缺口，实现高速度。
　　“大跃进”就是这种发展思路的一场大试验。为了发动大跃进，1958年实行体制下放。把计划管理权、企业管辖权、物资分配权、项目审批权、财政税收权、劳动管理权等等都下放给地方。从毛泽东来说，体制下放可以摆脱计划的束缚，绕开中央部门，通过地方领导人贯彻自己大跃进的思想。
　　有人认为，“大跃进”虽然失败了，但毛泽东的发展思路还是有合理性的。美国学者杰克·格雷认为：劳动力动员可能是穷国发展的“最好途径”。这看起来有道理，中国最缺的是什么？是资本、是技术，最不缺的是什么？是人力。中国还有另一个优势，就是它的行政资源，共产党的干部最擅长搞动员、搞群众运动。这两者结合不就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吗？
　　全民动员，人海战术，看搞什么。搞一些修塘、修坝、修路这样的工程或许有些效益，大跃进给农村留下的唯一“遗产”可能就是大大小小的水库。即使这些，调用民力也有个限度，违背农时，滥用民力必然造成灾难。至于全民动员搞现代工业，搞大炼钢铁，只能是劳命伤财。
　　现代经济的核心概念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手段无非是两种：市场或者计划。1958年市场彻底消失了，而计划又没有约束力，剩下的只有主观意志的任意发挥。这次体制下放，看起来是分散了权力，实质上更加集中了权力，纵向分权，横向集权。即把权力集中到党委，党委又集中到第一书记。而第一书记不过是大大小小的毛泽东，不仅绝对忠诚于毛泽东，而且思维方式都与毛泽东同构，这就形成了上下互动，全国“共震”，演绎出一出近乎荒唐的闹剧，紧接着是一场全国性悲剧。在当时的体制下，没有计划约束比有计划约束更糟糕。
　　大跃进的悲剧所以发生，还由于人民公社运动。不过我们看到，开始并没有考虑搞人民公社，是“大跃进”的火烧出来的。人民公社运动不仅完全放弃了1956年提出的改革设想，而且陷入了一场狂热的乌托邦试验。在所有制上完全消灭小生产，集体之外无土地，公社之外无农民，没有自留地、没有副业，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全部合并入社，而且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在分配上放弃按劳分配，搞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在社会组织上搞军事化，全国办成了一个大军营，甚至消灭家庭，至少家庭作为一个消费单位被子消灭了。老百姓的一点家底都被掏空了，又不准出去讨饭，出去了也讨不到饭，因为各地都一样。这是引起全国性饥荒和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制度性原因。如果不办公共食堂，一家一户量入为出，不至于死那么多人。
　　由此我得到一个启示：对任何按照理想设计出来的社会方案都应保持警惕，必须严格守住理想与现实的界限，把理想直接拿来作社会试验，必然带来灾难。理论越缜密、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
大灾荒后的调整为什么没有引出改革？

　　60年代的大灾荒，是中国面对的第二次危机。与1956年苏东危机不同，这一次是自己国家的危机，而且是人为的灾难。大灾荒来临，各级领导人的心情都是抑郁、沉重的，完全没有1956年那种胜利者的自信和超然的从容。和平时期饿死那么多人，这对当时负责人的内心冲击是可以想象的。这本来可能引出深刻的反省意识，但是没有。我们看到，1961-1962年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但是从思考的角度看，没有达到1956年的深度，甚至连改革的话题都没有提出。为什么呢？
　　一个原因是，这场危机的发生不是因为实行了计划，恰恰因为破坏了计划。因此，调整就是要修复计划体制，向中央集权回归，所有1958年下放给地方的权力，包括计划管理权、企业管辖权、物资分配权、项目审批权、财政税收权、劳动管理权等等，统统收回。应当说，在危机处理上，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有它的长处，可以在短期内重新配置资源，粮食的跨省调度、大批工厂关停并转、2000多万城市人口下放……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不可能做到。当然，这样一收权，统得过多过死的固有弊端很快又出来了，到70年代初再次搞下放权力的体制改革。就这样收了放，放了收，循环往复。
　　另一个原因更为根本，是党内政治生态严重恶化了。经过大跃进批评“反冒进”，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及大灾荒的降临。党内的政治空气近乎窒息，所谓“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饿死人的情况地方领导人不敢报，不愿报，甚至象陈云、周恩来等人都不敢向毛泽东反映真实情况。纠正错误只有先由毛泽东自己提出，不能僭位，也不能越界。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算是大胆的了，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仍然不敢触动“三面红旗”，即使这样，还是埋下了毛、刘分裂的种子，至于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干脆不讲话。只有1962年上半年很短一段时间，刘少奇、陈云的调整措施越过了毛泽东的界限，因为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以后，对经济建设再也不感兴趣了，甩手不管了。而当时面对的形势，按刘少奇说，仍然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措施。然而，刘少奇、陈云采取的非常措施很快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北戴河会议以后就开始发起反改。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紧接着在两个战场开战：国际上反修，国内防修。任何对传统体制的改革都被看作了修正主义。
　　不是说1962年没有出现改革的机会，机会主要在农村领域。当时农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据统计，各地不同形式的单干占20%-30%的生产队。比较多的有广西、广东、甘肃、湖南、陕西、安徽等省区。安徽一度达到90%，几乎覆盖全省，不过曾希圣为了避分田单干之嫌，想出了一个名称叫“责任田”。许多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对农民对抱有很大的同情。到1962年上半年，有更多的负责人转向支持农民的包产到户要求。如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1年初的时候，含着眼泪向毛泽东写信，坚决不赞成包产到户，说工作是我们做坏的，现在又实行包产到户，把寡妇们丢开不管，良心上过不去。然而，当他1962年下乡了解了农民的真实想法以后，转而积极主张包产到户。他在毛的家乡韶山看到农民的情况，触动很深，对工作队的人说：“饥饿比资本主义更可怕！”回到北京就向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汇报，并且大着胆向毛泽东进言。另一个积极主张包产到户是邓子恢，在中央常委中，陈云、刘少奇、邓小平也赞成。
　　至于小人物，就更多了。我们知道的毛泽东直接点名批判的就有：安徽太湖县委宣传部干部钱能让、浙江“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冯志来、陈新宇、杨木水；陕西农民杨伟名等，他们向《人民日报》投稿，向中央或直接向毛泽东写信，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极力主张包产到户。有的批评十分大胆、十分深刻。指出：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的变化与生产力并不适应。很多做法都是“左”倾空想；造成目前农村的困难，天灾是次要的，五风也只是表面现象，实质是左倾错误。如何克服危机？就是包产到户，就是“单干”。
　　陕西户县农民杨伟名的信还涉及整个经济体制，指出市场紧张源于1954年开始的工商业改造，提出对于一般中、小型工商业应当用“节制”代替“改造”；农村“恢复单干”，办法是“土地到户，权归集体”让农民“劳动致富，生产发家”。40年前，一个农民的这些思想是相当深刻的。然而，这些人后来的命运都很悲惨！
　　可以想像，如果不是毛泽东批“单干风”强行堵回去，包产到户早在1962年就可能发展到全国农村。所谓“中国改革从农村率先突破”，可能要提前20年！农民要搞包产到户，包产到户能让农民吃饱饭，毛泽东不是不知道。但他决不允许冲决集体化的防堤。毛泽东通过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给生产队，并给农民搞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等小自由，缓和与农民的矛盾，稳住了人民公社制度。鉴于大跃进的教训，后来毛泽东再也不敢在全国大搞“穷过渡”了，文革期间陈永贵鼓动搞向大队过渡，他也没有贸然同意。但是给农民的那点小自由，有时收、有时放，受到很大限制。
　　60年代的调整引出一个结果，就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进一步固定化。这个制度是50年代开始形成的，一五时期执行还不严格，1958年出台了一个限制人口流动的条例，但被大跃进冲掉了，三年从农村招工2500多万。1961-1863年又全部下放农村，还有200多万57年前参加工作的也下放了。从这以后，城门紧闭。农民想进城，就象“鲤鱼跳龙门”，只有考上大学、参军提干很窄的一条道。户籍制、统购统销加上人民公社的行政控制，这三种制度把7亿多农民牢牢地捆在农村，捆在16亿亩土地上。剩余劳动力做什么？年复一年的学大寨，搞农田水利，修理地球。造成黄宗智所说的“过密化”，劳动收益递减，增产不增收，农民普遍地贫困，到文革结束时，贫困线以下的农民还有两亿多人，很多农民赤贫，生活不及土改后。
　　改革为什么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启动？
　　关于文革与改革的关系，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现在人们把中国改革的元年划在1979年，这有“以人划线”的味道。对于改革来说，1976年甚至比1979年更重要。因为在高度集权的国家，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只能发生在最高权威过世以后。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结束了“文革”，改革的机会已经出现。我们看到，从1977年开始，出现了一连串的变化。现代化目标的重新提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酝酿经济改革、扩大引进、出国考察，都发生在这两年，所谓“徘徊前进”毕竟还是在前进；一个历史大转折，两年的准备是很正常的事情。我把这些变化概括为三大潮流。
　　(一)思想解放、政治解冻的潮流
　　文化大革命对于改革的意义，也许就是它引出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赵说过：“文革大灾大难，让我们大彻大悟。”这当然有一个过程。作为少数地下的异端的思想，文革初期就出现了。有许多钱理群所说的“思想的村落”，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时政，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更多的人是在1971年的林彪事件和1975年批邓、反击左倾翻案风后，开始了怀疑和思考，这里肯定有许多在台下的老干部，包括邓小平。按邓小平自己的说法，他1975年主持的整顿就是一次改革的“试验”。知识分子的觉醒可能更早。1976年初爆发天安门事件，不仅对“四人帮”，而且直指毛泽东。事实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走入了死胡同。
　　随着毛泽东去世，思想的闸门迅速打开，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在党内高层，标志是展开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民间，“四五运动”继续发酵，形成一股民主化思潮。在一段时间，这两种力量相互激荡，但很快就分道扬镳。真理标准讨论真正的支持力量来自两部分人：一是老干部，一是党内知识分子。两股力量结成了联盟，使“凡是派”很快失去了招架之功。
　　真理标准讨论为什么会获得广泛的支持？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为党内、党外千百万人的平反诉求提供了依据。从50年代开始，运动一个接一个，冤假错案累积如山。要求平反解决历史问题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解决起来阻力很大。没有这个讨论，许多人的案件，特别是那些毛泽东亲自批过的案件、或者因批评毛泽东而获罪的案件都不可能那么快平反。正是由于这场舆论战打破了禁区，形成了全国大平反的历史景观。人的政治解放也为改革准备了力量。
　　大平反还推进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许多内幕被暴露出来，充分暴露极左路线的残酷性。譬如张志新案就产生了轰动性影响，引发深刻的政治追问：从“四人帮”到毛泽东、从路线到制度。党内干部包括过去很“左”的人都吃尽了党内斗争的苦头。80年代，我就听一位高级将领说：“党内斗争就象一把天火，不知道什么时间烧到你头上。”所以，1981年作决议的时候，一致地同意以后不再提“路线斗争”。一段时间，许多人都在思考：怎样才能防止文化大革命的重演。这种担心曾经一度推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论；不过很快，这种担心就被另一种担心所取代。
　　而在知识界，更是普遍地厌倦政治运动，要求学术自由、政治民主。80年代有几次有人想发动批判运动，都遇到了强大的抵制，再也看不到过去那种一轰而起，“共诛、共讨”的局面。这种变化具有深刻的含义，它说明，以政治运动和思想控制为驱动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出现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某种程度的自由空间，这正是改革得以启动的条件。
　　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后政治，或者说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这话并不完全对。中国改革的真正起点，恰恰发生在思想政治领域：一个是人的思想解放，一个是人的政治解放。如果没有政治、思想领域的变革为前导，经济改革不可能推动。
　　(二)要求放宽政策、改善民生的潮流
　　国内外都有人拿出官方公布的数据证明，文革时期经济增长不慢，并没有到“崩溃的边缘”，而且整个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时代，文革结束改革“并非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不否定，前27年，依靠国家的强制动员和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工业体系，走过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最初阶段。35万个工业企业是后期发展的重要基础。“勒紧裤带”需要信念支撑。在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时代是理想主义时代，人们相信中国是最好的，未来更好。愿意为未来牺牲当前，为国家奉献自己。那个年代劳动者所做出的贡献，后人不应该忘记。
　　问题在于这种增长效率太低、代价太大，老百姓得不到实惠。毛泽东在世，“勒紧裤带搞建设”还可以挺下去，毛泽东之后条件已经不存在，人们失去了忍耐力。要求改善民生的压力与日俱增，民生问题成了最大的政治问题。1978年9月，邓小平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陈云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起来造反。”共产党不能带领人民从贫穷中走出来，很难继续得到人民的拥护。这是中国走上改革最原始的动力之一。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年许多知青怀着满腔热血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上山下乡，然而残酷的现实不仅磨灭了他们的理想主义，而且让他们陷入绝望，唯一的出路是回城。文革一结束，就出现知青请愿闹事风潮，蔓延到十几个省市。最终迫使政府承认知青回城的权力，同时永久地结束了上山下乡运动。在共和国历史上，政府屈从闹事者的压力而调整政策，这也许是第一次。由于上千万知青回城，加剧了城市就业的危机。两千万人待业成为最具“爆炸性”的社会问题。这促使各地政府广开门路，解决就业。城市集体合作经济和个体经济就是这样恢复和发展起来的。所谓中国改革“体制外先行”，并不是谁预先设计好的，是被逼出来的。另一个更大的群体就是农民。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时代农业发展模式。文革结束以后华国锋仍然把它看作农业的出路，但实事上已经推不动了。其实当时许多人都看到，农民所要的不是强化动员，而是放宽政策。经济学家薛暮桥就回忆说，1977年他就认为“‘农业学大寨’不能解决问题”，农业是否要走人民公社道路，“还需要重新研究。”第一个抵抵制农业学大寨的省委第一书记是安徽的万里。(1977年6月，安徽省委制定《关于当前农业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规定》，放宽农村政策。1978年2月，四川省委出台了类似文件。)到了1978年，“农业学大寨”的口号逐步为“落实农村政策”的呼声所代替。(1978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先后转发湖南湘乡县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报告和陕西旬邑解决干部强迫命令打骂群众问题的报告。)比较大胆的农民也在自己找出路。有些农民的历史嗅觉其实是很灵的，1977年，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就感到“世道快要变了”，开始动脑筋怎么脱贫致富。出路就是组织搞副业，接着是办工厂，一举成为全国首富村。更多的农民想到的还是“包产到户”，这是农民几十年所盼望的。
　　一些人写文章说，中国改革自觉选择了农村作为突破口，这并不符合事实。农村改革是从下面先搞起来的，首先在地方形成小气候，然后一步一步得到上层的认可，获得合法性。当然，这次包产到户所以没有夭折，是因为大环境变了。农民的胆子大起来了，基层干部的态度也变了，有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暗地支持。更重要的是，一些地方主要领导人站在农民一边。要知道，在当时是要冒政治风险的。他们的勇气从哪里来？主要是他们了解和同情农民苦难，生发出强烈的愧疚感和责任感。当然反对的声音也是很强大的。一直争论不断。但是没有阶级斗争的“尚方宝剑”，你就阻挡不住包产到户的步伐。更何况包产到户很快见效，让农民吃饱了饭；粮食多了，保证了国家征购；农副产品多了，城里人的餐桌也丰富了。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小，农村改革就这样突破了。
　　(三)打开国门、学习西方的潮流
　　中国迟早是要开放的。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接着是中国与日本、西欧国家建交，进入联合国，就有了开放的初步条件。当时周恩来、陈云这些人有利用资本主义、扩大引进的想法，毛也不持异议。搞了一个“四三方案”。当然，引进成套设备可以，开放国门不行。当时假如开放是在付出政治代价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套肯定搞不下去了。
　　文革结束以后，国门逐渐打开。首先是技术上的需要。当时从华国锋到邓小平，都清楚“文革”留下了什么后果，稳定局面不能只靠“高举旗帜”，更需要发展经济、解决民困。华国锋上台不久就提出一个宏大计划，要在未来23年在中国实现“高度的现代化”。怎么实现呢？完全照老办法证明不行了，必须要有新办法。可以最快见效的，就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了。我们看政治局讨论记录，领导人很急，都赞成扩大引进。邓小平就说，我们要“实行拿来主义”。计划引进规模一再加码，从65亿美元一路加上去，到1978年，加到了800亿美元，一年时间扩大10几倍。
　　除了引进技术，还要学会管理。华国锋号召高级干部都出去看一看。1978年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出国考察潮，到底有多少个考察团，没有人统计过，总之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次走出国门给中国带来的影响，首先还不是引进多少先进技术设备，而是思想上受到的冲击和震撼。首先是对高层的冲击。因为大多数负责人从来没有出过国、没有见过资本主义，没有见过现代化是什么样的。这次第一次“身临其境”观察资本主义和现代化。从文献和当事人口述看得出，引起的思想震动是很强烈的。没有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没有想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会如此之大！没有想到资本主义国家普通人的生活、福利会这么好！而且社会秩序、精神面貌、道德水准也不错。邓力群就说：东京的秩序比北京好很多。王震访问英国时使馆人员问他有什么感受，他说，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了”。
　　这次出国考察还有一个特点，很少是带着意识形态眼光去挑刺的，而是以学习的心态去研究人家的经验。文革结束刚刚两年，这有些不可思议。这也说明，“文革”那一套宣传早就没有人相信了。由于有了新的参照系，有了强烈对比，思想一下开阔了。促使高层反思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酝酿体制改革。在听取各个出国考察团的汇报以后，在华国锋的提议下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正是这次会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大批官员出国考察感受到的挑战和机遇，领导层不会有这么强烈的紧迫感，达成改革共识会困难得多。
　　开放带来更深刻的影响是思想的多元化。传统模式高度依赖于意识形态一元化，然而，只有封闭的国家才可以控制信息，进而控制思想。一旦开放信息，意识形态一元化，就很难维持。中外一对比，过去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念被颠覆了，当时出现了所谓“三信危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人们抛弃了理想主义，转向世俗化。当时很多人为这种现象担心，但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趋势。这正好说明：传统的发展模式必然要走向终结。维持不住理想主义，就维持不住传统模式。改革势在必行。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原标题为《三次危机与中国改革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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