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让周恩来读《史记》

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聪明智慧，也都是从中国古代历史上许多典故中来的，故他在讲话中，经常喜欢引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来教育我们干部。
　　1959年3月郑州会议讲话时，为了解决公社化运动中刮共产风，纠正左倾错误，他讲了曹操听从郭嘉的意见，先打吕布，后打袁绍，并且推荐大家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郭嘉劝曹操急攻吕布，他认为袁绍是“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故见机迟，因而应集中力量消灭吕布以后，再来对付袁绍并不为迟。曹操接受了郭嘉的建议，先消灭了吕布，然后又在官渡取得对袁绍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是用袁绍的“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所以失败的教训，来教育我们的干部，那样的话就见事迟，得计迟往往丧失战机。他说：“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不要寡断，能够当机立断；端不可以多，但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都在混混沌沌之中。”他还强调“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
　　后来，在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工作方法的十六个问题》中，就有二条，第一条是多谋善断。其实多谋就是发扬民主，多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善断就是集中统一，也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二个侧面。当机立断，那是要善于判断形势，抓住时机，争取胜利。因为机不可失，贻误了时机，那就机不再来了。在当时所以强调这一点，那是因为共产风的结果，是全国各地普遍的瞒产私分，如果不及时狠刹一下共产风，当时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强调“当机立断”。曹操所以能取得胜利，他能抓住形势，当机立断，先破吕布，后在官渡之战打败袁绍。还有后来曹操在征讨袁尚和三郡乌丸时，认为乌丸“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猝)然击之，可破灭也”。而且他还强调，“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趋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曹操接受郭嘉的意见，“乃密出卢龙塞，直至单庭”，打败了乌丸，北方边疆从而稳定下来。曹操在赤壁之战失败以后，就怀念起郭嘉来了，当时郭嘉已经去世，曹操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至于“善于观察形势”那一条，便是“当机立断”的前提。至于“留有余地”与“波浪式前进”，也是由多谋善断派生而不可或缺的部分，毛泽东在那个时候讲那个故事，是把古今沟通起来，读史的目的是古为今用。毛泽东同志这些谆谆教诲，对我们处理当今国际国内重大事务，还是非常有益的。
　　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讲民主集中制时，还讲了一个典故。他讲刘邦与项羽，一个是刘邦与郦食其的故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其事云：“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郦生因言六国纵横时。沛公喜，赐郦生食，问曰：‘计将安出？’郦生曰：‘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夫陈留，天下之旻，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于是遣郦生行，沛公引兵随之，遂下陈留。”这是说明刘邦虽然先踞而后恭，最终能够接受正确的意见，这是刘邦取胜的原因。项羽则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他身旁有一个长者范增，提了许多正确的意见，他都不能接纳，结果陈平用了离间计，把范增活活气死，而项羽最后落了一个霸王别姬的结果。毛泽东同志批评一些地方的第一书记，听不进不同意见，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而是霸王，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如果这些同志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这是毛泽东同志用历史典故来生动地讲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在每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都喜欢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自己寻找有益的启示。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以后，六月间，毛泽东同志到了武汉，他在那里读《南史·陈庆之传》，毛泽东在那篇传的天头上，批了“再读此传，为之神往。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武昌。”陈庆之是南朝梁武帝时的将军，南北朝对立，北魏比南朝强。当时毛泽东关注的不仅是《南史》的陈庆之传，他还关注韦睿传，韦睿也是梁武帝时的名将。他在此传的批注中写了：“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他在这篇传上，作了许多批注，若“躬自调查研究”、“以众击少”、“机不可失”、“以少击众”、“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仁者必有勇”、“不贪财”、“将在前线”等，这些都是赞扬韦睿善战、廉洁、谦让、团结友军的赞语。在《南史·曹景宗传》上，他亦作了批注，称“景宗亦豪杰哉”。曹景宗善战，但亦贪财好色，梁武帝用其能战，非用其贪。毛泽东在批注中称：“曹孟德、徐世绩、郭雀儿、赵立郎亦用此等人。”这是战争时期如何用将。《孙子兵法》云：“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将领亦各有特色，军队亦各有长短，如何用长舍短，使诸将协同，才能辅国于周全。《孙子兵法》上还讲到“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以治待乱，以静待譁，此治心者也”。故两军相争，谁心理上占优势，谁便能取得更加有利的条件。
　　那几年的中苏论战，我们便是在心理上争上游。如果心理战你崩溃了，那面临的将是兵败如山倒。故在心理战上，千万要认真对待。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候读《南史》这些人物的传记，是因为这时南朝处于齐、梁交替时期，梁武帝如何识将和善于用将，通过善用这些能战的将领扭转北强南弱的局面。毛泽东读这些传记时，是思考如何应对珍宝岛战役以后，苏联在远东地区陈兵百万的局面。那年的8月27日，中央军委命令东北、华北、西北地方的军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作好最坏的打算，但还是要争取避免战争的可能性。直到10月21日，中苏开始边界谈判，局势才缓和下来。1969年6月以后，他读《南史》那些将领的传记，是总结梁武帝如何善于调兵遣将，扭转北强南弱的局面。毛泽东选择这些传记，当然不是第一次读，过去都读过，是因为形势相关，他挑选出来再读。如今再回顾这一段毛泽东读史的历史对我们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仍富有深切的现实意义。
　　林彪事件以后，1972年3月，毛泽东重读《晋书》，他选择了《晋书》中四篇传记：《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要政治局同志一阅。这是与淝水之战相关的人物传记，这一战役，东晋以少胜多，打败了苻坚百万大军。这些历史人物，都是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起过，要大家如同谢安那样冷静沉着地应对北方边境的百万大军，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也讲了谢玄是能征善战的勇将，在淝水之战中起了关键作用，讲了桓伊善于团结人，能调和君臣之间的矛盾，而刘牢之则是反复无常的反面教员。毛泽东还经常推荐一些传记给政治局的同志阅读，如他曾推荐《史记·郑当时传》给总理看，关于郑当时，史称：“每朝，候上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在太史公曰中引翟公言，“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人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总理看了，说自叹不如。实际上这是告诉总理，既要提拔新人即新干部，也不要冷落了如邓小平同志那样的老干部，这就为许多老干部复出创造了条件。同时还告诉我们，维护党的团结，便是维护党的生命。
　　毛泽东运用这些历史典故来教育干部，都是因事因时信手拈来的，并不是临时去找的。这是他长期阅读中国古籍，阅读二十四史，阅读《资治通鉴》达十几遍，在这个过程中积叠下来的文化素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他都读过许多遍，他在晚年对《晋书》尤为关注。他还阅读大量古典文学作品，诗、赋、词、散文、小说，他都非常熟悉，许多唐诗和宋词他都背得出来，所以才能运用自如。1975年5月3日的深夜，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结束时他还和大家讲起古代三国的故事，他让叶剑英同志背诵辛弃疾的那首《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实际上毛泽东同志对这首词非常熟悉，词的最后一句是“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是曹操的话，要后继有人啊，寓有深意。社会主义事业和江山的传承，何尝不是如此，如何才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我们应该学习、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通晓中国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神，我们要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文明，但不能数典忘祖，冷落了我们优秀而又光辉的历史文化传统。
(责任编辑：PAUL Z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