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革命几乎席卷了全球。对中国来说，20世纪更是革命的世纪。如果要为20世纪中国寻找一个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恐怕只有“革命”最合适。避开革命而探讨20世纪中国历史几乎是难以想象的。革命不仅多次重构了最高权力结构，也全面重塑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价值伦理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革命成为当代中国人最强烈、最深刻的记忆。在世界革命史上，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一起，被并称为人类至今为止三大最具影响力的革命。而和另外两次革命相比，中国革命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涵也最为复杂。亦因为此，有关中国革命的研究，在国际学界曾经备受关注，并产生过一批富有洞见的学术论著。中国更是从毛泽东时代就非常重视革命历史的书写，并将革命史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宣导、教育的一个重要工具，改革开放以后，革命史开始进入学术研究的层面，30多年来，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相关论著的出版已相当可观，内中不乏精深实证的佳作，不过更多的研究仍沿袭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的阐释。最近数年来，中国学界有“重写”革命史的态势，并形成一股新的革命史研究热。这一轮革命史研究热，明显超越了传统革命史学的藩篱，试图对革命进行纯学理的实证探讨。但也不可否认，对现实政治的焦虑与对未来中国走向的萦怀，牵动国人对中国革命历程进行重新反思与探究。这意味着新革命史研究热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当下问题向过去寻找答案。作为历史研究者，既要将革命放回到20世纪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去“设身处地”地理解，又企图使自己与这场革命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冷眼旁观”；既想客观平实地解读“过去”，又难以完全摆脱现实关怀的干扰。这是我当下思考中国革命的两难。
 表现辛亥革命的油画作品(彭博摄) 长期以来，中国学界习惯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三次革命，而很少关注三次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更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革命来考察。传统观点认为，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是不同阶级性质的革命，相互之间有新旧之别，有高下之分，有鸿沟相隔。研究者习惯将三次革命切割开来，孤立地加以研究，甚至以部分否定前一次革命来论证后一次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实正是这三次革命的相互关联、递进，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我们有必要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视为中国革命过程中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如同一曲戏剧的三个场次。前一次革命如何为后一次革命“预留”了空间，后一次革命如何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推进。只有将三次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才能洞察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 中国革命是一场连续的、递进的革命。三次革命都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产物。革命的主导力量始终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某一阶级。就辛亥革命而言，革命的主导力量是一批以海外留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是改组后的国民党和新成立的共产党合作进行的。国民党的领导群体，部分是辛亥知识分子，部分是五四知识分子；而中共早期的骨干则是清一色的五四知识青年。20世纪中国的三次革命，基本上是两代知识分子领导的。其实不仅革命，近代中国所有改革、救国方案的提出和实施，无一不是知识分子主导的。近代中国的危机，源发于外，在西方列强有形的压迫和无形的压力下，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也最敏锐，故而成为变革的先驱和革命的先行者。晚清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持续性的“亡国”危机意识。“救亡图存”成为数代中国人的普遍焦虑。在各种救亡方案都尝试无效之后，危机感不断累积，救亡情绪日趋激烈，救亡手段日趋极端。1902年，梁启超有过如下一番描述： 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若骇变法骇西学者，殆几绝矣。 两年之后，梁启超又观察到：“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 在梁启超看来，学界从“骇变法”到“骇民权”，从“骇民权”到“骇革命”，从“骇革命”到竞谈革命，每一次“升级”的周期均不过一两年。 世风之急变如此，辛亥革命成功之迅捷更出乎意外。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感慨：武昌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梁启超也感慨：“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日而国体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 对于辛亥革命的“速成”，当时人看法不一，有悲观亦有乐观。杜亚泉担忧：“以极短时间，成极大事业，……夫成熟易者果实不良，代价廉者物品必劣。”而在胡适看来，革命之速成，恰可证明革命时机的成熟，意味着革命只是推倒一个久已不能自存的外族统治。而对于辛亥革命的结果，很快就有人感觉不满足、不彻底，不过也有不同的看法： 辛亥革命只止于辛亥革命，绝不会有比辛亥革命好的结果发生，也决不会有比辛亥革命坏的结果发生。这句话是怎么讲的呢？就是当辛亥革命的时候，当时环境上所必需的，所需要的，大多数人民所需要的，就只是“推翻满清”，至于推翻满清以外的事，和推翻满清以后的事，则他们所不问。所以辛亥革命的结果，便只是将满清推翻了；不是没有将满清推翻，也不是会发生出推翻满清以外的好的结果。 这一看法颇堪注意。后来史家习惯于以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来衡量这场革命的成败。孙中山确实有高远的革命目标，有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美好设想，但当时多数革命党人没有这么高的境界。他们最切实的诉求就是推翻满清。1919年罗家伦即指出：“当时大家对革命的观念，据我所知，实在是很简单的：他们的公式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推翻满洲政府—推翻满洲政府中国就会好’。……除了几个领袖人物而外，其余的人……原来就没有民主共和的观念，如何可以盼望他们实行民主共和的政体呢？”傅斯年也有相似看法：“回想当年鼓吹革命的人，对于民主政体的真像，实在很少真知灼见，所以能把满洲推倒，一半由于种族上的恶感，一半由于野心家的投机。”孙中山稍后也承认：“在没有革命以前，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在那个时候，他们既是不过细研究，所以对于民权主义固然不明白，对于民生主义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 孙中山是在1924年改组国民党之后说这番话的。革命党人对民权、共和的认知如此模糊，袁世凯复辟帝制也就不足为怪。革命党人群起反对袁世凯称帝，也未必意味着“共和民主观念已深入人心”。反专制者未必真知民权，反帝制者未必真解共和。1918年高一涵将辛亥革命与法国革命、美国革命比较，注意到各国革命过程中思想启蒙之差异：“法国当未革命之前，就有卢梭、福禄特尔、孟德斯鸠诸人，各以天赋人权平等自由之说，灌入人民脑中，所以打破帝制，共和思想，即深入于一般人心。美国当属英的时候，平等自由民约诸说，已深印于人心，所以甫脱英国的范围，即能建设平民政治。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 高一涵的这一看法也值得我们重视。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党人非常重视思想舆论的宣传工作。革命发展迅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革命党人的宣传动员。但革命党人的动员策略，主要集中于“排满”宣传。胡汉民后来总结辛亥革命成功的经验有两条：其一是策反新军，其二是排满宣传。革命党人一意鼓吹“排满”，“三民”实际简化为“一民”(民族／种族)，民权的宣传不受重视，民生主义更少人闻问。 “排满”压倒一切，既是革命速成的经验，也是共和难立的潜因。虽然如此，推翻帝制的意义仍不容轻忽。鲁迅的《阿Q正传》揭示这场革命在社会底层的反响只是死水微澜，而胡适则注意到这场革命对知识精英心态的巨大冲击以及对社会思想解放的重大影响。1934年“双十节”之际，胡适曾专门撰文，对辛亥革命做了一番回顾与总结。他拿日本明治维新做比较，认为日本自9世纪以来，一千余年中，天皇一直没有实权，无权可以作恶，而掌握实权的幕府则成为万恶所归，所以才会出现尊王倒幕和拥护君主立宪的局面。中国则不然，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一身，一切罪恶也都归到皇帝和帝制，所以中国革命不能不推翻帝制。对于辛亥革命的意义，胡适特别指出： 帝制的推翻，虽然好像是不曾费大力，然而那件事究竟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件最大的改革，在一般人的心里，这件事的意义是：“连皇帝也会革掉的！”这是中国革新的一个最深刻的象征。他尤其强调辛亥革命在思想和社会层面所带来的“大解放”： 帝制倒了，在积极方面虽然没有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体，在破坏的方面确是有了绝大的成绩。……这多方面的崩溃，造成了一个大解放的空气。这个大解放的空气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真意义。 他列举了很多“大解放”的业绩，如妇女解放、礼教革命、法律革命、新文化运动以及国民革命等，在他看来均是辛亥革命的遗产： 若没有辛亥革命的政治大解放，也决不会有这十年来的种种革命。辛亥革命变换了全国的空气，解除了一个不能为善而可以为恶的最上层高压势力，然后才能有各种革命的新种子在那个解放的空气里生根发芽。所以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是后来一切社会改革的开始。 时隔5年之后，身为驻美大使的胡适在纽约世博会发表演讲，再次阐述辛亥革命对中国人思想解放与社会解放的意义。他特别指出，无论在当时，还是随后的许多年里，辛亥革命的意义并没有被充分意识到。世界只见到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满是冲突与内战的年岁。他们却未发现，在无序与分裂的表象之下，巨大的变迁正在发生。他再次强调推翻帝制是极具革命性的，“能有什么比经过几千年时间检验的帝制更有力量，也更具持久性呢？如果皇帝都能被时代的洪流扫除，那就绝无其他貌似神圣的东西能在新思潮及其实践的冲击下岿然不动。”他说，辛亥之后，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批判的。三皇五帝、孔子与儒教、佛教、道教、家庭、婚姻、孝道、神灵、长生不老，没有一样能逃过刨根问底式的批判与质疑。 绝对王权的垮台为思想自由和社会、政治变革提供了先决条件。 民国治下的二十八年，是中华民族思想史和社会史上重要的一笔。这些年里，彻底而又根本的现代化进程席卷中国，几乎影响了国人文化、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身为见证者同时也是投身变革中的一员，我可证明，若脱离了二十八年前的辛亥革命，这些变革，这些思想与社会运动将是不可想象的。 一贯主张“一点一滴改良”的胡适，竟如此高调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令人感到意外。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19年，青年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看法，与后来胡适的看法颇有几分相似：“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可以说，正是辛亥革命孕育了青年毛泽东的革命和斗争意识。 后来的史家已经很难体察到辛亥革命在中国人社会心理层面的潜在影响。辛亥推翻帝制，使一切去神圣化、去权威化，一切不再存敬畏之心。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陈独秀与胡适等人讨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涵是什么，胡适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精神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而这恰是辛亥革命之后历史演进的逻辑结果。胡适正是从这一重意义上认定辛亥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国民革命，均是辛亥革命的自然产物。 二、再起革命之多元竞争 辛亥革命以前，实际上是两个救国派别、两条救国路线在竞争：一派主张在维持政权现状下求改革，一派主张推翻清廷实行革命。武昌起义成功之后，革命党人自然志得意满，而立宪派则难免垂头丧气；革命党“功在国家”，大受歌颂，立宪派则大江东去，任人嘲笑；革命党人大写回忆录，追述他们灿烂光辉的事迹，立宪派则深恐他人旧事重提，甚至自此隐姓埋名。辛亥革命的速成，给人留下革命非常容易的错觉，进而鼓舞和激励后来者动辄诉诸革命。 革命之后的妥协，有走向民主宪政的可能，然而竞争的双方不能建立共信，无论是袁世凯，还是革命党，一遇对抗即诉诸暴力。在野的一方再起革命，在朝的一方武力镇压，均希望以暴力压倒对方。1913年当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时，梁启超即发表感想说：“历观中外史乘，其国而自始未尝革命，斯亦已耳，既经一度革命，则二度、三度之相寻相续，殆为理势之无可逃避……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为什么“革命复产革命”？一个重要因素是革命成功之后，“革命成为一种美德”，“革命”被视为神圣，“群众心理所趋，益以讴歌革命为第二之天性。”于是一部分人“认革命为人生最高之天职”，以革命为职业。瑐瑠革命失败了，固然要“再起革命”；革命成功了，也还要不断革命。“革命复产革命”意味着革命具有繁衍性和递进性。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的所作所为，一度给社会留下一些负面的印象，舆论也不乏厌倦革命的声音，然而，民主共和的尝试不成功，政局却日趋分裂与恶化，革命的声音又逐渐高涨。五四以前，主张革命者大体还局限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一系。五四以后，革命竟为多数党派和知识群体所认同。有论者指出，五四时期，不仅是革命党人，甚至整个知识界，都或深或浅、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再起革命”运动。即使如张东荪、张君劢为代表的研究系，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也承认革命对改变中国社会、政治种种黑暗腐朽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肯定革命的合理性、正当性与不可避免。其时各派对革命的态度不外两途：一种视革命为神圣、为神明，对之顶礼膜拜；另一种则视革命可暂不可久，可偶不可常，是手段而非终极目的。知识分子如此群体性的倾向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最鲜明特质不是“边缘化”，而是革命化。正是全面性的危机，导致知识界全体性的激化。 进入1920年代，革命由舆论宣传转入实际行动。无政府主义派倡导的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阶级革命、中国国民党倡导的国民革命、中国青年党倡导的全民革命，相继走向实践。这些党派团体的组织者均是知识分子。革命的局势，由清末的“一党独革”，发展为“多党竞革”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意味着北洋军阀的失道，比清廷更有过之。立宪派当年尚寄希望于清政府推行渐进性改革。如今则是大小军阀分裂割据、频繁混战的局面。当时《大公报》社论即称：“中国所谓共和者，……不特无毫末之益，而害之于国与民者，且百十倍于清之季世。假共和不如真专制，已成为国民之一般信念。”帝制崩解后，政治制度和整个统治架构随之全盘崩溃。推翻一个皇帝，取而代之的竟是成百上千的小皇帝，政治与社会全面失序，各党派和知识精英阶层几乎整体性地陷入绝望，革命成为他们的惟一选择。“根本解决”、“彻底解决”的口号，在五四之后几乎成为一种群体共识和时代诉求。也正是在五四之后，迅速汇聚成一种具有广泛影响且逐渐凝固的普遍观念，即革命高于一切，甚至视革命为社会行为的惟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激进革命思潮，早在20世纪初即已传入中国并形成相当的声势，到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者直接转入群众动员，其革命活动达到全盛。虽然没有成立统一的组织，全国各地一度出现过90余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和70余种无政府主义刊物。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最早建立现代工会，率先发起现代工人运动，也最早将革命引向农村，并号召知识青年到“到民间去”。中国早期共产主义一度与无政府主义难分彼此。在中共成立以前，无政府主义者是中国惟一坚决主张自下而上进行社会革命的组织。在同时代人眼里，无政府主义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重要竞争者，直到1920年代中期，信奉无政府主义者比信奉马克思主义者还要多。反对强权、反对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最终败给了共产主义者的挑战和竞争，但不能因此而轻忽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席之地。 中国共产党(1921)、中国青年党(1923)的成立和中国国民党(1924)的改组几乎是同时的。三党之间的分歧不在“要不要革命”，而在“如何革命”以及革命究竟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后，与国民党一同进行“国民革命”，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青年党自称其革命为“全民革命”，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应该说，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是一场由不同党派、群体以及精英与大众共同组合而成的运动。国共两党之外，无政府主义派、中国青年党，乃至1927年后的第三党、中共党内的托派、国民党内的改组派等，均是那一时代中国革命系谱中的一环。 更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同样以革命为诉求的不同政党以及同一政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竞相争夺并试图垄断对“革命”话语的诠释权，惟己独“革”，惟己最“革”，惟己真“革”，视革命的同路人为最危险的竞争对手，同时将“反革命”的头衔加诸不同政见者和政治敌对党派之上。“革命”具有无可置疑的绝对正当性和合法性，“反革命”被建构成为一种最大之“恶”，随即又升级为最恶之“罪”。“革命”与“反革命”形成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二者之间不允许存留任何灰色地带和妥协空间，强调“不革命即是反革命”。政治改革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或激进与温和之别，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水火不容。与清末相比，1920年代的“革命”话语既带有浓烈的专断性，又富有浓烈的任意性，在此基础上开始凝固成一种新的“革命”政治文化。 在多党竞革的背景下，国民革命最具声势。辛亥革命基本上是一场政治革命，国民革命则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共同主导的复合型革命：国民党仍然沿袭其政治革命路线，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主要目标，共产党则另辟社会革命路径，将革命重心放在发动以工农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方面。国民党重视武装斗争，不重视群众运动，共产党则适相其反，没有武力、没有地盘、纯粹以宣传组织动员群众为中心。1924—1927年间的国共关系，既是一种相互合作的关系，又是一种相互竞存的关系。因为相互合作，两党力量在短短的三四年间都得到迅猛发展，国民革命的洪流由珠江流域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又因为相互竞存，两党党争一直或明或暗地进行着，直至最终破裂。国民党的政治革命与共产党的社会革命在北伐初期还能相互配合，随着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日趋膨胀，不仅冲击到国民党军事后方的安定，也势必突破国民党的政治革命限界。国民党无意与中共一同将革命往社会革命的方向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可避免以分裂收场。 三、激进革命之不断推进 1920年代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年代。后来革命的一些基本特质，在这一时期初步奠定。除了中国自身的“革命土壤”外，世界局势的变化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走向。从辛亥革命到中共成立，相隔不过十年，其间世界发生了相互关联的两件大事，一是欧战，一是俄国革命。这两件大事在中国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欧战导致的西方文明危机，与共和实验在中国的失败相呼应，导致中国知识界几乎全体厌弃资本主义；二是俄国革命成功的示范效应与俄国革命的主动输出，导致中国知识界群体性的对社会主义产生好感。厌弃资本主义与向慕社会主义是相互关联的一体两面。 据张东荪观察：“当欧战未终以前，中国人没有一个讲社会主义的；欧战完了，忽然大家都讲起社会主义来了。”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建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系统的危机，促使五四知识分子厌弃了“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而转向“互助协同”的社会主义。当时思想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无人敢言社会主义的坏处而说资本主义的好话。周佛海即注意到，当时出版物上看不到反对或怀疑社会主义的文章，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瑐瑦当时人言说中的“社会主义”，其内涵十分庞杂，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受到中国知识界的厌弃则更普遍和一致。即使不赞成“共产”的梁启超也明确表示反对资本主义。梁漱溟也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到现在已走入反资本主义的阶段，所以不能再走此路。”“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从此在中国声名狼藉。稍后中共称国民党为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人非常不高兴，认为那是对国民党的轻蔑和侮辱。 五四之后的三五年间，中国知识界思潮激化的节奏非常快。民主自由这一西方传统，在五四时还认为是很重要的，可是到了20年代中期即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而被视为落后的东西。新文化运动先是否定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主张民主与科学的西化。但五四之后不到两三年，中国思想界很快就向往更激烈的共产主义，否定西方主流文明。这一过程非常短暂而迅捷。在当时人眼中，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紧接着辛亥政治革命之后的一场“思想革命”。思想的日趋激化，正是这场思想革命的特质，并不存在一个“救亡压倒启蒙”的转变。从思想革命转入社会革命是顺理成章的发展。 五四知识界还流行一种看法：法国革命是18世纪的革命，俄国革命是20世纪的革命；法国式的政治革命已经过时，以后的革命应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1926年吴玉章在国民党“二大”开幕式上称：“民国元年的革命虽然成功，……所主张的不过是十八世纪法国式的革命，不过是一种政治革命。拿百年前的旧方法，应付现在的新环境，当然是走不通的。……根本改造，从政治革命更进到社会革命。”辛亥革命与十月革命相距不过6年，却被认为是相距两个世纪的革命。当时知识界一味追逐世界革命新潮，而不考虑哪种革命适合中国国情和当下需要。政治革命尚未成功，就转而追逐社会革命；共和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转而向慕共产革命。只因社会革命、共产革命更新、更激烈。知识界还有一种强烈的“赶超”情结，迫切希望“后来居上”，企图超越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如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刘仁静即认为：“我们研究历史，总觉得后进的国比先进的国进化得时间上快些，制度上强些，手段急激些。 美国比英国快，德国的进化更比美国快，日本更比德国快，现在俄国更快了。将来中国一定比俄国好，是可断言的。后来居上，是进化的好例。”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主导下，20年代的革命，不再以法国革命为楷模，而转向“以俄为师”。国共两党均希望得到俄国的指导和援助。中共更以自己是国际政党(共产国际支部)为荣，强调自己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国民党也想加入共产国际而未得，同样声称自己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这种世界革命情怀，可追溯到五四知识界流行的世界主义思潮。五四时期最时髦的口号是“改造中国与世界”。青年毛泽东在与新民学会会员通信中写道：“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地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瑑瑣思考革命的基点已不局限于中国，而是着眼于世界人类。从世界主义走向世界革命，梦想世界大同。这是五四时代革命思潮的另一重大演进。 从政治革命转向社会革命，意味着从国内革命转向世界革命。世界革命并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世界资产阶级。早期中共党人蔡和森即认为，社会革命为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外国资本家早已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国际的资本阶级，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样一种世界革命逻辑，与中国救亡图存的目标正相吻合，故而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诉求。无论是“前五四”的思想启蒙，还是“后五四”的社会革命，均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系谱中的一环。 长期以来，国内主流史学以五四为界标，将其前后革命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划分新旧的准则，主要以革命领导阶级而定，判定之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之后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若超越这样一种先验的阶级史观，1920年代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演进意义，还可放在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中加以观察。从政治革命走向社会革命，从国内革命走向世界革命，从种族革命走向阶级革命，从共和革命走向共产革命，从有限革命走向无限革命，无不是这些激化演进的表征，而中共革命的兴起，则是这些激化演进的典型。 辛亥革命的特质是种族革命，中共革命的特质是阶级革命。毛泽东自称：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时，一般人拘泥于原典，认为中国不存在马克思原典意义上的“阶级”，“阶级斗争”不适合中国国情。青年毛泽东则认为，阶级斗争学说的优势，恰恰在于它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可直接运用于实际革命行动中。其他主义学说，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的高明之处，是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简单化、本土化、具体化、实用化、草根化，以自己代表无产阶级，让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将无产阶级转化为“穷人”，将资产阶级转化为“富人”，将社会人群简化为“有产”与“无产”、富人与穷人两大阶级，将阶级斗争简化为穷人造富人的反。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贫富贵贱就是阶级”，“富人的钱不让穷人花”就是阶级对立。穷富程度直接决定对革命的态度和革命性的强弱：“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外来的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底层社会替天行道的造反伦理与劫富济贫的游民文化得到很好的沟通。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当时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产业工人队伍很小，力量有限。所以中共最初面临的难题是：在一个无产阶级力量弱小的国家，有没有必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有没有可能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又如何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当把“无产阶级”解读为没有产业的“穷人”后，意识形态上的难题迎刃而解。数以亿计的农民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中共从而在一个无产阶级占绝对少数的农业社会里实行了有效的社会动员。无论是种族革命，还是阶级革命，均是以社会分化为手段，都是一种极度简化的现实主义革命策略。有意夸大、激化民族矛盾或阶级矛盾，固然有利于革命动员，也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所以，辛亥革命一成功，革命派立马叫停种族分化策略，转而强调“五族共和”，及时缓解了民族矛盾，并有效防止了国家与民族的分裂。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后，也一度倾向“阶级共和”，其五星国旗中的四星，即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共和”的表征。但这一局面没有持续下去，很快又转入阶级斗争之中。在毛泽东看来，革命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是革命。1957年毛泽东自我总结说，过去的三十几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干了个阶级斗争。 阶级不同于族群，族群具有可确定性，阶级则具有可塑性、可变性和可建构性。由于毛泽东主观认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普遍性存在，当旧的阶级敌人被镇压和消灭后，又不断建构新的阶级敌人，不断想象和寻找新生的敌对阶级，最后将阶级斗争推进和深入到“人心”和“人性”的深层，从强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发展到动员全民“狠斗私字一闪念”。当斗争深入到人的心性层面，斗争也就无边无际无限化。最终革命者也难逃被革命的命运。 辛亥革命成功后种族分化的迅速结束，与中共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与两场革命的性质有密切关系。辛亥革命中，“排满”只是一种革命策略。而在中共革命中，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信仰。革命策略可以随时调整，而意识形态信仰则不可随时改变。 很多学者倾向于将“中国革命”的下限终结于1949年。个人认为，1949年政权更替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而是另一场更深入、更大规模革命的开始。1949年以前的革命，只在中国的局部地区进行，而1949年以后的每场运动，无不席卷全国；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参与革命的人数尚有限；而1949年以后的革命，则是全民性的社会革命。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1949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更剧烈，也更复杂。 青年毛泽东就认为，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前奏；更重要的是要以政权的力量进一步发动革命，进一步改造社会和改造人。中共革命的最终目标是通过社会革命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和世界大同。这就决定了中共革命的长期性。陈独秀早在1920年即警告：“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误以手段为目的，那便大错而特错。”但中共后来将革命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信仰，“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因而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代革命家的观念中，革命虽然有阶段性，但没有比革命更高、更神圣的境界，因而革命是没有替代物的，是不能停止的，是永无止境的。“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不革命就意味着反革命，就意味着革命政权将要变色。为了防止革命政权变色，就需要不断革命。 20世纪中国革命具有相互关联的三大效应：一是“高山滚石”效应，革命一旦启动，越滚越急，越滚越猛。二是累积繁衍效应，前一次会影响后一次，前一次的成功，会激励后一次的继续；前一次未能实现的目标，后一次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去实现。三是升级递进效应，革命的诉求指数会不断提升，最初只感觉政治要革命，继而认为思想也要革命，社会也要革命；文化也要革命；国内革命还不够，还要世界革命……最后发展到“灵魂深处闹革命”。 研究20世纪中国革命，最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三场革命在推翻旧政权方面都成功了，而在革命之后建立新政治方面却都不大成功。 第一场革命推翻了清朝，第二场革命推翻了北洋，第三场革命推翻了国民党。应该说，三场革命都成功了，然而，每场革命之后，总有人觉得革命尚未成功，或觉得革命不彻底，还要再起革命。辛亥之后建立的新民国很快陷入帝制复辟与军阀混战的泥泞中；北伐之后建立的新党国，只是达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国家仍处于分裂和内忧外患之中；中共的革命要算最彻底，1949年新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晚清以来一直未能实现的国家主权独立与统一，随后又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以1949年为终点，甚或以1957年为终点，这场革命无疑是成功了。然而，毛泽东仍不断将革命向阶级斗争的路途推进，直至演变成一场十年浩劫，革命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 20世纪中国革命显示，弱势的革命党难以完成革命建国的重任；强势的革命党可以实现革命建国，又难以完成革命之后的政治转型。革命是一种非常政治，革命的成功，仰赖强势政党和强势人物领导，但革命成功后，强势政党往往不愿让其他政党分享治权。强势革命领袖更不甘于平庸，习惯于以革命手段和革命思维推行其政治主张。强势革命的最大难题，不是革命如何发动，而是革命如何结束。发动革命需要激情，结束革命更需要理智。革命成功后，政治必须转入常轨，回归常态，尽快“去革命化”，建立常规制度。然而革命具有强大的惯性和“路径依赖”，难以该止即止，适可而止。革命过程越长、越激烈，惯性越大，余震时间也越长。革命擅长破坏，而不擅长建设。1948年张东荪曾指出：“凡是一个革命，总包含两个阶段，一是破坏旧的，二是建立新的；但在破坏旧的之中却往往即孕育有对于建立新的之障碍。换言之，即问题可能已不在如何推翻旧的，而反在于如何克服孕育在新的之中的自己所造成的内部困难。” 就世界政党史观察，列宁主义政党可以建国而不适宜治国，而自由主义政党适宜治国却不适宜建国。列宁主义政党严密的组织结构和高效的行动能力，适合于在一个极度混乱和全面危机的国家中进行快速、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而自由主义政党不具有这样的组织动员能力。帝制推翻以后，中国旧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几乎面临全面性崩解，必须有一强大有力的政党才能重新统一中国。如民国初年数以百计的议会政党无法抗衡袁世凯复制帝制，更无法消除军阀的分裂割据。国民党的政治革命，第一步推翻了帝制，第二步打倒了北洋军阀，第三步战胜了日本侵略，基本实现了国家主权独立，结束了晚清以来数十年的半殖民地局面，但始终未能完成国家统一的目标。最后由中共完成了国家统一的重任，结束了清亡之后近四十年的分裂动荡局面，并进行了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但强权建国势必延续为强权治国。中共以严密的社会控制力和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将全体国民自上而下高度整合为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大政治组织体。这样毫无制约、毫无制衡的强权体制，既可创造人间奇迹，掌控失当，也可酿成人间奇祸。 另一方面，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的无比自信，转化为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无比自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这样一种对自身能力的过度自负，也是导致大跃进这样人为灾难的思想基础。此外，中共革命夺权的过程相当长。中共在苏区和根据地时期，早已形成一套相当成熟的政治治理模式，1949年以后，势必沿用战争时期形成的治理技术和革命思维，在短时间内很难调整。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以1949年为界标，认为1927－1949年是国民党执政，1949年以后是共产党执政。其实不妨换一种视角来观察，1927年以后，一直是国共两党分别控制不同地域，只是控制的地盘有变化而已。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始终没有控制过全中国。两党的竞争只有部分输赢，没有全输全赢。国共两党的关系，20年代是“党中有党”(中共党团员加入国民党)；30年代是“国中有国”(中华民国之内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40年代是“一国两制”(中共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国民党承认中共边区的合法存在)。数十年间，两党分别在各自控制的区域内进行政治试验。两种政治体制并存竞争。直到今天，竞争仍在继续，历史尚未终结。这也意味着历史没有必然性，历史随时可能出现叉路口，面临多种选择和多种可能性。在同样的社会经济结构条件下，行动者其实有相当大的选择空间。国共两党选择了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演变为两个地域两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格局。相对清朝、北洋而言，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都属于激进派，差别在于，一个激进，另一个更激进。国民党的革命是政治革命，是小革命；共产党的革命是社会革命，是大革命。国共两党的革命都是文人主导的，但两党最终都疏远甚至打压知识分子。蒋介石接掌最高权力以后，虽也启用过一批知识分子，但总体上武人更受重用，在权力结构上形成“武主文从”的局面。武人重实力，轻理想，倾向于保守现状。文人富有理想、信仰，同时喜欢幻想和空想；文人气质浪漫，富有激情，但好冲动，爱折腾，难免好高鹜远，不切实际，擅长天翻地覆“闹”革命，而不擅长脚踏实地搞建设。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与毛泽东的文人气质有相当的关系。 国民党声称其革命目标是“共和”，共产党声称其革命理想是“共产”。然而两党在政治革命成功之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党治国的党国体制。这其实是暴力革命的逻辑结果。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必须借助暴力来维持。抗战后期，针对其他党派要求开放政权、实行民主的呼声，国民党内有人公开声称：“国民党之政权，为铁血争取而来者，他党要政权，亦除非由铁血夺去不可。”暴力革命容易产生专政，难以产生宪政。竞争双方力量均衡时，互不服气，容易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一方独大时，赢者通吃，容易形成专制垄断局面。不妥协、不共享，是革命的本质特征。长期形成的你死我活的革命心理，难以转化为共信共守的宪政理性。所以孙中山设计出一个“军政→训政→宪政”的革命程序有其合理性。军政时期“以党建国”，训政时期“以党治国”，宪政时期“还政于民”。从革命至宪政，中间有一个过渡。只是孙中山低估了过渡期的漫长性。他预设国民党“训政”6年，而国民党实际“训政”了60年(1927－1987年，大陆22年，台湾38年)，最后在台湾完成宪政体制转型。 1949年革命成功后，中共由在野的革命党转变为执政的革命党，但是拒斥了西方通行的议会政党体制，因为在中共看来，议会政党体制是资产阶级民主，而中共的革命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所以这是中共革命信仰的必然结果。  学者李泽厚曾主张“告别革命” 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革命史观到去革命史观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学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被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革命的意识形态指导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二是中国近现代史丰富而复杂的内容被高度简化为革命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逐渐呈现出去革命史观的趋向，中国近现代史在很大程度上被重写。但在这一过程中又呈现另外一种倾向：历史学者在厌弃革命史观的同时，也连带对革命史失去了兴趣。过去在革命史观下被抑制的改良思潮、保守人物以及作为革命对象的统治阶级成为研究重点。“民国史”侧重研究“在朝”和“执政”一方的历史，对革命缺乏足够的关怀和关注；“革命史”(包括中共党史)从中国近现代史中抽离出来成为专门的学科，归属于法学／政治学，导致研究“民国史”的学者与研究“革命史”的学者成为互不交集、互不认同的两大群体。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又有“重拾”革命史的态势。大家深感革命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革命，既不可神化，也不可魔化，既不能“唯革命化”，也不能“去革命化”。新革命史研究的特点以及未来走向，大致呈现如下趋势： 一是革命党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话语、革命逻辑、革命价值，不再直接移用为革命史研究的结论和指导思想，而成为革命史研究的对象。 二是将革命放回到20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将革命的主体、客体以及局外各方放置于同一历史场域中探讨，以再现其复杂多元而又关联互动的历史本相。 三是不满足于史实重建，在“求真”的基础上进一步“求解”。不停留于革命过程的描述，更进一步探寻革命的原理、机制以及革命的政治文化。 一般以为，革命是因为统治阶级“失道”、“失人心”，社会矛盾激化到了无从解决的地步，民众才被迫揭竿而起的。这意味着革命是“发生”的，而不是“发动”的，是自然来临的，而不是人为制造的。其实革命发生的机制非常复杂，难以一概而论。有的革命是“逼”出来的，有的革命是“造”出来的，更多的革命恐怕是有“逼”有“造”，亦即朝野双方合“造”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共就有自己的革命计划：先帮助国民党完成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国民革命只是社会革命的过渡。当时中共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现在是国民党的时代，将来是共产党的时代。意思是，将来不管国民党如何，也不管国民党执政是否得人心，共产党迟早要革国民党的命。中共阶级革命的逻辑和程序是：资产阶级革封建阶级的命，无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共产党宣称自己代表无产阶级，而将代表资产阶级的任务分派给了国民党。国民党虽然并不自认为代表资产阶级，但它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尤其是抗战胜利以后，确实渐失人心，最终坐实了中共的革命理论和革命计划。 历史的失败者多强调偶然在历史中的作用。历史的成功者则更强调历史的必然性。探讨革命的成败，既不能忽视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因素，也不能轻视革命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必须重视革命过程的极端复杂性，警惕过度决定论。 革命有其自身的逻辑，不可以常规、常例、常情、常理论之。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中国一批法政学者提出，清帝逊位诏书将统治权完整让与民国，从而建立起了清王朝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意指民国政府的合法性，是由清廷授予的。若依此而论，1928年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之间是通过什么程序建立主权连续性的？1949年国共政权交替又是通过什么手续来让渡主权的？其实革命就是颠覆，其正当性来自革命自身，并不需要由被革命、反革命的一方来履行一道转让、授予、赠予之类的手续和仪式。事实上，当孙中山见清帝退位诏书中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一语时，即致电袁世凯明确告以“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革命是一种“非常规政治”。革命意味着抛开所有的形式与规则。我们不能以常规政治的逻辑来解读非常规政治，更不能以非历史的眼光来评判历史。 (责任编辑：PAUL ZE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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