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泽东和刘少奇为何当面冲撞

1964年12月20日，毛泽东来到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对话，使分歧公开了。这次公开冲突成了毛刘分歧的转折点。争论的焦点是社教运动的重点应当指向哪里。
　　毛泽东主张重点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这一次没有附和毛的话。他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他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地富当了权的。”
　　毛泽东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就没有希望。”
　　毛泽东说：“无非是左、中、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打有拉，这套策略，我看现在还用得着，现在这个党内就是国共合作嘛！也有统一战线。”“还有少数烂掉了，省委也有烂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烂掉了！你青海不是烂掉了！贵州不是烂掉了！甘肃不是烂掉了！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吴芝圃‘左’得很嘛！”毛泽东接着讲下去：
　　“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李先念插话说：“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头上。”
　　毛泽东肯定地说：“根本问题就在这里！”他念了杜甫的四句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接着说：“大的搞了，其他狐狸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
　　刘少奇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名种矛盾交叉。”
　　毛泽东说：“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说：“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部部长。这一句脱口而出的定性，“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奉为圣旨，把张霖之活活打死。
　　与会的常委们面面相觑。会场有些僵持不下。
　　毛泽东转换话题，批评社教运动中的做法。他说：“挤牙膏，挤那样干净？宽大处理嘛！退赔从严对，要合情合理，不必讲彻底。”毛泽东说：“有的地方只有18户，没有虱子，一定要捉虱？”“一不可太宽，不可打击面过宽，二不可泼冷水，不要下去泼！现在还在反右”。“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
　　毛泽东既强调“打击面不要太宽”，一方面又强调“不要泼冷水”，他这样解释自己的想法。他说：“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毛泽东一则担心把运动搞到一般群众中去，二则担心纠缠一般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忽视了重点：走资派。在他看来，危险就在这里。
　　20日的会议使常委们的心情格外沉重起来。
　　然而，毛泽东余愠未消。
　　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寿宴就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住所，请了一些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吃饭。一共三桌。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夫妇、胡耀邦及陶铸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等。还请了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各界模范人物。毛泽东自己的儿女，一个也没来。小女儿李讷响应号召，下乡未回，大女儿李敏来祝寿，毛泽东硬是不让她参加。
　　客人们陆续来到。陶铸曾志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等是最早一批来到主席处。不一会，毛泽东走了进来，环视了一下四周，招呼各路“诸侯”，“坐么，大家都坐么。”毛泽东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了。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饭……”
　　一丝悲凉和伤感，大家无言以对。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及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也陆续来到。
　　毛泽东提高了嗓门：“今天李敏回来了。我问，你回来干什么？李敏说：给您祝生日，我说：你没资格。因为你不下乡！”
　　“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基层生活。官作大了，骄娇之气。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毛泽东大声说着，谁都知道，这不是在说李敏。
　　李富春和蔡畅夫妇来到了。他们与毛泽东是世家友好，关系与众不同。
　　“富春啊，”毛泽东扭过头来大声地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这没头没脑的责备，使李富春先是一怔，接着又笑了一笑，不作解释，只是大口地吸烟。他心里明白，毛泽东不是冲他来的，只是拿他当话由，发泄而已。
　　大家心里也明白，“搞独立王国”虽然是面对李富春说的，但决不只是批评李富春。
　　刘少奇、邓小平同样一言不发地大口吸烟。
　　幸好江青走过来招呼大家入席。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被安排在毛泽东的左右，陶铸夫妇和罗瑞卿分在主席这一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胡耀邦及各大区书记及江青本人，则分坐在另外两桌。
　　这种安排是毛泽东亲自嘱咐的。“大官”们只有陶铸夫妇有与主席坐在一桌的殊荣，表明此时毛泽东对陶铸的信任非同一般。
　　席间，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说话，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其他人都默不作声。参与者只记得毛泽东大声地赞扬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钱学森为不久之前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只是表扬他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他这时所关心的是“反修防修”而不是原子弹。
　　毛泽东大声地批评社教运动中“只靠工作队，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他说：“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谁更了解那里的情况？只有群众。”说到这里，他伸出胳膊用力地一划：“我是要坐在群众一边的。”
　　这一划，在党政军领导者与群众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也在毛泽东自己与各级“当权派”之间划了一道界限。当然这是想象中的一道界限。但这一划，确使参加宴会者心里一惊。
　　曾志回忆说：“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的瘆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嘻笑斥责，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少奇。”
　　12月28日，毛泽东又来到会场。他带来两本书放在桌子上，一本是《党章》，一本是《宪法》。然后发言。再次提出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他还联系到1962年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说：“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毛泽东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
　　毛接着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毛泽东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毛泽东讲这些话，许多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指谁。刘少奇、邓小平沉默不语。会场的空气近乎凝固了，瘆人的寂静。
(责任编辑：PAUL Z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