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折腾，折腾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全国一人一票制不一定是中国民主的最高形式和最佳选择。

这种方式只会选出以“均贫富”为口号的人，结果是经济凋零，国无宁日，这是南美诸多国家的教训。

有些人怀有改良社会的理想主义，但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狭眼光，那种将观念当作出发点的思维方式，也会对大局做出错误的判断，去推动一个有违于民族强盛这个总体目标的趋向。

不折腾，十四亿中国人要生存，要发展，折腾不起。折腾那就是天作孽犹可怜，自作孽不可活。复兴梦，强国梦，幸福生活梦，梦梦皆成梦幻。

不作不死。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哪位以身饲虎的作女，下车时何等豪迈，结果呢？现实是你的激情能够改变的吗？局面是你的意志能够控制的吗？

一个民族能够选择自蹈死地吗？有了过去三十多年的不折腾，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才有了今日中国的局面。这也是社会安定的基础。中国没有理由改变被过去三十多年证明成功的道路，更没有理由停下改革开放的脚步与世界脱轨走回头路。

十四亿人民的生存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常识，也是良知。中华民族在今天遇到了强盛富足的历史机遇，千年一遇，极为珍贵。一定要抓住，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抓住了这个机会，才对得起子孙后代。

中国如果一如既往再发展三十年，中华民族无疑将成为强盛大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在大幅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幅提高；如果改变方向折腾，走回老路，那么，等待这个民族的，将是万劫不复，万劫不复！

这是两个中国之命运，苍天在上，今天，选择权还在中国人民手中。再者，好好生活是梦想，祖国强盛是信仰。没有信仰，就不可能有梦想。我们现在还是缺少了信仰。

这个信仰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十四亿中国人民的现实的日常生活幸福，以及作为中国人的自尊感。这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魂牵梦萦的梦想，这个梦想在受尽欺辱的历史记忆中更是无限珍贵。

我们已经站在习近平新时代思想的梦想之门的门口，没有人能够打败中国人，关闭中国的改革开放之门，除非我们自己。难道我们能够容忍千年梦想在看到希望之光时毁于一旦？

①目前有一项重组腺病毒载体疫苗和四项灭活疫苗相继获国家药监局批准，开展一期和二期合并的临床实验；

②各项目目前已接种2575名志愿者，其中一期临床实验完成的志愿者接种，有的已有初步保护性抗体产生；

③以上项目目前没有收到有重大不良反应的报告，预计今年7月能陆续完成二期临床实验。

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对于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开拓进取、扎实工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大会新闻中心收到了3000多名中外记者报名采访会议的申请。我们感谢中外记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会议的关注。当前，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尚未得到有效遏制，我国面临的防境外输入、防境内反弹任务很重。不邀请境外记者临时来京采访；新闻发布会、记者会、“代表通道”“部长通道”等采访活动精简，采用视频方式进行。

今年代表团不安排开放团组和集中采访活动。为积极回应媒体记者和社会的关切，各代表团今年将设立新闻发言人，及时发布本团重要信息，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员将积在代表住地设立视频采访室，为代表接受采访提供便利。

中国坚定不移坚持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坚持改革开放。大会将继续秉持开放、透明的精神，为中外记者采访报道提供服务。

1. 先细写湘雅人；

记得去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第一次，看到那“人山人海”的病患者，还真觉得比超市、农贸市场菜巿场人还多，且都是带着忧来，而走时“喜”还是个未知数。听工作人员讲，这还是新冠疫情期间，往日人数多三、四倍。后亲自看到医生不堪重负工作强度和完全不人道的“医患”就诊人数比例。我“呆”在门诊大厅发呆。不过细解老百姓现在看病的“满意度”还是蛮高的的，而医生少病人多，医生的怨言多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政府的“医改”已经很不错了

但有三个问题，我还真想弄懂：1、北京，深圳市民的医保，连门诊挂号费都所以医保报销。举个例子吧，如挂号费10元，自己只出1元，如医药费1000元，自己就只出100元，其它全部是国家买单；而除此以外的城市是没有这个“特权福利”的。如果一个人工资三千元，没到住院“资格，门诊各项检查就用了1400元，只能自费。他的一个月全部所有生活杂费二十多项只有1600百元，怎么精打细算？；2、挂，一个专家号78元，一个星期规定两次，每次包括加号达到30个人，一年算起来，这个专家挂号费收入近20万元人民币，专家可以分多少？分配的合不合理？；3、西医没有“问、闻、望、切”，好在有全是进口先进医疗设备无仿，而中医院早没有了老祖宗的听筒了。一个血糖仪前一次测试与后一次测试就差三秒，结果大不相同，你相信谁？手腕式电子血压仪也如此！没的商量，医生随口安慰患者的一句话，也许病就轻了就好了！医院保安一句凶语，病情就加重了，这不是笑话

 

由此《中国医院中国医生》大型新闻故事纪实性报告文学蕴蓄既动！第一篇描写的是“领䄂”人物在抗疫战斗中带领白衣战士突出的表现。全国政协委员、中南湘雅医院三医院张国刚院长。标题不同、文笔不同，没有八股。全球数十家中文知名媒体一刊发，反响极大，阅读者巳超过十二万多，评论留言无数。有一留言写的太好：“学中国抗疫经验，世界“疫情”战场才可以彻底打扫干净！”

第二篇报道是弘扬“大爱”之精神的中囯乃世界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张春芳教授。此文连载，可读性、可看性、非常好！《“柳叶刀”下，诠释延续生命新大爱》——一部连载“张春芳教授和团队的辉煌史记”。专业人士喜欢看，不专业人士也愿意看，更多病人会要看……五连载，全国两会前刋发完。正能量的中国精神永远是中国人的精髓！i采访中记者也知道问的太多太祥细，甚至超过了此类的专业人士，有时惹人讨厌，别还说：我跟专家们又学到了不少的医学，且很细。

2、详解湘雅事：

:19世纪末，美国耶鲁大学部分毕业校友计划发起组织雅礼学会，来中国办医院、办学校也有基督徒借此传播基督教。

1900年，一位叫亨比・色古利的先生和98岁的亚瑟西・威廉，先于组约城的罗伯特依・斯比尔先生，首先建立了雅礼会的基金。雅礼会成立后，他们决定按照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印度设立传道会的方式，也在中国成立雅礼会，发展会员。

1901年2月10日晚，在美国康涅狄克州纽海芬Elen街73号的安生・史多克斯家中由耶鲁大学退休了的校长狄摩非主持了一次颇赋历史意义的会议，成立了面向中国的雅礼协会(原名rumplrtr) thr

Yale–in- C hin a，现名Yale- C hin a Associ atio n)，受康涅狄克州纽海芬雅礼对外协会salisfactartla的领导。

1902年雅礼协会派遺洛伦斯・德土敦首次来华调查办医院、学校的可行性，未抵长沙便病故，随后又派赫仑・毕区博士来华。

903年雅礼协会根据湖南省有2200万人口、长沙为省会、地理位置系华中腹地、可以影响全国的情况，决定在长沙兴医办学，并邀请当时正在印度孟买行医的美国医师爱德华・胡美(E・H・Hume)博士来华行医。

湘雅百年再辉煌，中国人张春芳及团队走来了，走来的还有中南大学湘雅一、二、三院和各市联队湘雅医院的精英。

老一辈人说：我们喜欢先前㜀雅（教会）医院的人文关怀，现在也喜欢、离不开现代的科技医疗设备，

科技无国界、医学无囯界、中西合璧创造湘雅新辉煌的美好，离人们希望越来越近…….

（完）

爲什麽中國人在1949年會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是因爲中國人被欺負了100多年，二戰後期，美國派馬歇爾到中國來，就是有一些隐喻的，快從被壓迫被奴役的狀态中解放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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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驻地楼内，北京市领导先后走进餐厅、厨房、会场等地，检查用餐区域布置、通风消毒、食材供应等后勤服务保障和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从新闻画面可以看出，每个餐桌均设置了一个椅子。同时，餐厅外放置了一次性手套、测温枪、口罩自封袋等防护用品。此外，还有《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册子。

在会议室的话筒、保障车辆等也都进行了消毒，保障车辆的司机也都戴着口罩。

据《北京日报》报道，全市交通、电力、排水、燃气、热力、环卫等各类城市运行保障力量已准备到位。

在北京饭店驻地，还贴着“防冠战役、彻底消毒”“众志成城，共抗病毒”“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等标语。

在北京会议中心驻地，蔡奇详细了解城市运行服务保障工作，并察看大会服务车辆，叮嘱配齐防疫用品，科学安排乘车座位，确保安全舒适。

政知君注意到，驻地还有核酸检测采样点。在采样点外还设置了一个牌子，解释了“什么是核酸检测”等问题。

据披露，蔡奇检查采样工作流程和样本送检等工作，要求优化流程设计，实现报到和核酸检测无缝衔接。

与往年不同的还有一点。政知君注意到，北京会议中心还放置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

在垃圾分类的宣传册子上写着，“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的字样。同时，驻地还设置了四个垃圾桶。

蔡奇在检查中指出，这次全国两会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特殊背景下召开的，要时刻绷紧防控这根弦，加强驻地管理，做好健康监测，完善应急预案，发现突发情况及时处置报告。强化市政保障、食品供应、交通组织、环境卫生、接待服务、网络通信等各环节服务保障，确保城市平稳运行，为代表委员履职提供优良环境。

视频连线

当然，不仅仅是驻地有变化。

一个背景是，每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都要列席或旁听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有关会议，认真听取并及时回应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

5月1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披露，根据全国两会有关安排，将统一安排有关部门通过视频连线，旁听全国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各个小组会议直播，全程听取意见建议。

同时，各部门要成立由部门负责人牵头的两会工作专班，设置代表和委员热线电话，安排专人值守接听。对代表和委员来电认真记录，在大会闭幕前予以说明和答复。

此外，国务院办公厅还要收集和梳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简报中涉及政府工作的事项，认真研究代表和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对需要办理的要及时转交相关部门办理，并督促做好反馈答复。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推遲至5月22日舉行。5月14日，針對全國兩會推遲召開一事，全國人大回應稱，根據疫情形勢和防控工作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适當推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舉行時間，并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經濟社會逐步恢複正常等客觀條件具備時，及時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符合憲法原則和精神，符合有關法律的規定。

“疫情防控期間，要做好人大依法行使職權與疫情防控工作的平衡。”全國人大介紹，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和第十七次會議，以在京委員現場出席、京外委員以網絡視頻方式出席相結合的方式舉行，議案的表決方式由以往的電子表決器表決改爲舉手表決，保證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職權的及時、有效行使。

全國人大指出，全國人大組織法、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等法律雖然對采取網絡視頻方式舉行會議沒有作規定，但現代信息技術完全可以保證上述關于會議召開的要素符合相關規定的要求。因此，特殊情況下通過視頻方式開會議事，在法律上是允許的。

全國人大還指出，疫情防控期間，人大常委會采取視頻會議等方式開會，有利于在最大限度減少人員聚集的情況下，保證特殊情況下人大履行職權。采取網絡視頻會議，關鍵要确保參會人員即時、方便地表達意見，并按照意願進行表決。全國人大常委會兩次會議的實踐證明，在非常情況下采取網絡視頻會議形式的創新做法是務實可行的，符合憲法法律的原則和精神。

“需要注意的是，以視頻等方式召開人大常委會會議，是在非常緊急又不便集中的情況下，爲了保證人大及其常委會履職而采取的應急措施和特殊方法，不是平時常态化的會議方式。”全國人大也指出，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将于2020年5月22日在北京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這一決定，是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作出的。當前，境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經濟社會生活逐步恢複正常，複産複工逐步接近或者達到正常水平，召開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條件已經具備。

值得注意的是，關于全國人大會議的召開時間，憲法第六十一條中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每年舉行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第二條中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于每年第一季度舉行。”

也就是說，将于5月22日召開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會議召開時間晚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規定的“每年第一季度”。

全國人大指出，關于推遲召開全國人大會議，憲法法律沒有作出明确規定，但憲法對于非常情況下推遲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有明确規定，即憲法第六十條第二款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任期屆滿的兩個月以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必須完成下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如果遇到不能進行選舉的非常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全體組成人員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通過，可以推遲選舉，延長本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任期。在非常情況結束後一年内，必須完成下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

由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河南省行政学院主管主办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河南省一级期刊《学习论坛》杂志，2020年第5期开辟“法学研究”专栏，首篇发表潘善斌、宋才发教授《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法治探讨》论文，由李曼任责任编辑。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精准脱贫是乡村治理的核心任务,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乡村治理顶层设计存在缺陷，乡村治理责任主体落实不到位，乡村治理的“管控模式”不完善，乡村的村规民约陷入自身困境。潘善斌、宋才发教授认为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基本路径是：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必须规划先行，构建适应社会发展的乡村治理体制，推进适应时代要求的乡村法治建设，赋予少数民族习惯法新的时代内涵。

论文作者潘善斌系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才发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法治探讨》

             作者：潘善斌  宋才发

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经历了封建帝制时代的“官政自治”（即“皇权不下乡”背景下的“县政乡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经纪人治理”（“乡村经纪人”制度）、新中国农业集体化时期的“政社合一治理”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乡政治理”四个发展阶段。国家正在着力推进“重心下移”“转型创新”的“乡政治理”，基本出发点是尊重基层和农民民主权利、激活基层活力，实施乡镇以下“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新模式。为了探索“乡政村治”的新路径，2019年7月24—25日宋才发教授带领广西民族大学法学博士团队，赴“中国村民委员会发源地”——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屏南乡合寨村，拜访了“中国村民自治第一人”、合寨村果作屯第一任村民委员会主任韦焕能，就如何回归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组织建设，为中央政府推进乡村有效治理提供实践经验展开实地调研[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处于基层基础地位，没有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就难于实现乃至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9年4月15日颁发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第18条指出：必须“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发挥群众参与治理主体作用，增强乡村治理能力。”[2]

一、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理论

（一）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

 

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要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和“农村优先发展”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3]，这是在“十三五”期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内，执政党对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提出的新要求。乡村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具有自然、经济和社会功能的综合体，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旺则国家旺。村庄又是乡村社会最基本的聚居形式，是农民生产生活和举行集体活动的基本单元，农民是实施乡村变革和实现乡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围绕村民委员会选举、土地权益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展开了形式多样的集体行动，推动了村庄法治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可以说中国的“村庄政治”，就是以村庄公共事务治理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为目的的“微型政治”。著名政治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张厚安教授，率先提出“乡政村治”概念，把“村治”定义为“村民自治”[4]。1982年12月4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111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5]村民委员会不仅以国家宪法形式替代了乡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政治管理体制，而且以国家根本大法的途径确立了乡村治理的基本方式。1998年11月4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族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6]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民族地区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做出了法律规定，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任务以及乡村社会各种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从立法的角度做出了明确规定。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更加明确地用“社会治理”概念，替代了过去长期实行的“社会管理”概念。“乡政村治”从实质上说，是一种放权型的“一元二体”治理模式[7]，既有利于改变乡村板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也有利于促进和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民主政治”和“社会生产力”双重发展。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点，它不仅关系到执政党和中央政府乡村振兴政策在民族地区的落地生根问题，而且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大问题。如果把民族地区农村存在的“民生危机”视为改革的副产品，那么这种落后状况是与改革的终极目标背道而驰的。因此，新时代农村“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提出，既是对乡村社会规范体系断裂、社会价值标准失衡和社会信任危机的纠正，也为乡村社会迈入“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法治道路，做出了新指引、开辟了新境界、提供了法律支撑。民族地区新时代乡村治理概念，不仅囊括了乡村治理主体、治理内容和治理手段诸方面的内容，而且涵盖了以村民利益诉求为宗旨，构建和健全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二）精准脱贫是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核心任务

精准脱贫主要是针对民族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区域，贫困群体全部脱贫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展开的一项治理活动。截止2017年底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域，仍然有1540万人没有脱贫，平均贫困发生率为7.75%，占全国现有贫困人口总数的51%。民族8省区贫困人口占全国现有贫困人口总数的33.88%，2017年又比2014年贫困人口的31.5%增加了2.38%，显示贫困人口数量有所反弹，民族8省区2017年深度贫困状况相对恶化[8]。在2020年到来之前，国家把破解民族地区深度贫困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强化了国家权力在乡村脱贫致富方面的现实能力和权威力量。当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核心任务，是到2020年实现集中连片特困区域贫困群体全部脱贫，乡村治理结构实现政府主导、乡村自治、其他社会力量参与的新格局。随着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工作“重心下移”，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了乡村一级，精准脱贫的大量资源，正在通过行政性治理方式注入到乡村治理之中，使得精准脱贫、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目标，实现了高度契合和高度的一致性。要完成精准脱贫这个乡村治理的核心任务，地方政府必须厘清自身权力与职能边界，做好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建立制度化、常态化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升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域和边疆民族地区共有1100个县，义务教育极为薄弱的学校占全国的40%，学生占全国的33%[9]。这些学校基础教学设施匮乏，教学能力强的教师极其有限，教育教学质量总体偏低，政府需要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政府是乡村治理中唯一的公权力代表，是多元治理格局中重要的“一元”，政府要对特殊贫困群体采取差异化精准扶贫措施，提升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的合格率和巩固率。政府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行政命令和行政考核方式来实现的，因而政府需要在“乡村治理场域”的准入路径上，增强社会多元主体均等公平进入的机会，完善政府、村民、企业和社会多元协同治理主体，凸显多元协同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合理布局和职能定位，引导多元协同治理主体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实践活动。多元协同治理中的各个主体要加强自身建设，利用政府资源优势和政府平台优势，不断提升自身治理功能、形成协同治理能力。推进民族地区以民生改善为重点的乡村振兴，同以精准脱贫为核心的乡村治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必须尽快实现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促使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农村居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三）乡村治理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

民族地区乡村是一个具有生产、生活、生态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从乡村振兴的本质上说，它是乡村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过程。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当下民族地区发展滞后的乡村社会，是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块短板”，它是由诸多历史的、现实的和复杂的社会原因造成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期内，农村、农业、农民为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如果没有乡村的支持就没有城市的现代化。时至今天，民族地区乡村仍然处于底子薄、人均收入低、基础设施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公共服务欠缺的捉襟见肘状况。仅靠这些贫困乡村自身努力是难于在短期内改变现状的，必须发挥城镇对乡村的带动和促进作用，走“城乡融合发展”的道路才行。乡村治理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关节点和对接点，改善农村民生需要健全农民权益保障机制，国家必须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加快推动民族地区乡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中共中央、国务院从2004年开始，连续15年出台改善“三农问题”的“中央1号文件”，逐年提出解决“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保障机制与发展思路，标志着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和民生改善方式的根本转变，提升了乡村治理的社会认同程度及其合法性基础。《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第19条指出：要“建立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机制。以市县域为整体，统筹规划城乡基础设施，统筹布局道路、供水、供电、信息、广播电视、防洪和垃圾污水处理等设施。统筹规划重要市政公用设施，推动向城市郊区乡村和规模较大中心镇延伸。”[10]因此，发挥城镇对乡村发展的支持和推动作用，引导城镇资本、人才、先进技术等生产要素进入乡村，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就近向城镇转移，把城镇建设与提升进城农民素质有机结合起来，是实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举措。

 

 

二、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乡村治理顶层设计存在缺陷

全国广大乡村的“村民自治制度”即“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下的“四大基本政治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的功能作用、法律地位由《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确认和规定。然而村民自治法律制度至今仍然不很完善，主要体现在对基层自治缺乏相应具体的法律规范。譬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自治权的界定就比较模糊；对乡村治理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行为，没有给出具体的、实质性的处置路径和处置办法。一句过于笼统、原则性的“依法处理”，在多数情况下就是“无法可依”乃至“无法处理”。再譬如，法律规定的村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常在多数乡村的多数情况下，村民很难真实地、独立地行使这个权利。即使某些“村霸”抑或“黑恶势力”，明火执仗地干预、阻挠正常的选举活动，不到万不得已惊动高层领导的地步，似乎很难抑或根本就不会受到法律的惩治。致使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经常出现某些“反政治”倾向，诸如恶人治村、黑社会势力、暴力干预选举和权力寻租等丑恶现象[11]。从总体上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顶层设计仍然属于刚性有余，人性化、柔性化疏导欠缺的制度设计，具体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缺陷：（1）在组织体系上，乡村治理的单元基本上属于各自为政状态，尚未构成协调统一的组织体系，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体系，基本上还处于宣传、倡导和试点阶段。（2）在治理规范上，不仅法律法规、制度规范供给不足，而且缺乏基本的顶层设计，乡村治理体系的整体性、规范性、系统性严重不足，难于在短期内形成权责明确、治理高效的治理体系。（3）在社会保障上，乡村治理保障水平仍然较低，还没有形成自觉的、完善的国家救助、社会救助相协调、相配套的社会救助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4）在服务体系上，包括政府、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在内，还没有形成乡村治理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服务体系松散、服务能力不强、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不高[12]。

 

 

（二）乡村治理责任主体不到位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主体习惯性地依赖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也习惯性地包揽一切，不习惯甚至无视企业等非政府性社会力量的作用。基层政府仍然是当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主体和老百姓的靠山，诸如像企业主体、社会主体等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不高，造成了政府单一主体同乡村治理事务多元主体之间的冲突。地方政府需要尽快避免和破除权责混淆错位、界限模糊不清的现实状况，为调动各类社会组织进入和参与乡村治理让路开道。随着改革开放和法治社会建设不断深入，村民对政府“为民办实事”的要求越来越高，期待平等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但是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主体严重缺位抑或不到位的情况相当严重，这是因为参与乡村治理主体来源于多元不同利益群体，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对他们的权利义务规范不明确、不清晰，各种责任主体所担负的责任界限不透明、权责边界不明晰。每当遇到同参与主体切身利益相关的时候蜂拥而至，每当遇到需要责任担当的时候则相互“踢皮球”，乡村治理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譬如，乡村治理原本就离不开基层党组织发挥核心领导作用，但是确有不少乡村基层党组织不健全，党组织弱化与行政化并存；基层乡镇政权侵入村级管理自治权、村委会担负过多乡镇政府职责并存；非政府组织缺乏责任意识与侵害乡村居民权益问题并存。年轻党员绝大多数外出务工、留守党员年龄老化、威信不高，加之有些党组织领导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甚至以权谋私，尤其是村支部书记先锋模范作用不突出，致使乡村治理“空忙现象”较为普遍、主体责任担当严重不到位。反映在乡村治理上缺乏推动力、粗放治理的现象比比皆是，确实有碍于完成新时代赋予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历史重任。民族地区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目的就是要通过全民学法、知法、用法的具体过程，促使乡村社会敬畏法律、尊重司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就是要依法保护少数民族群众的合法权利，依法落实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自治权利和区域自治权利；实施村民自治法的目的，就是要支持乡村村民当家作主，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总之，民族地区的村民是乡村振兴的真正主体，无论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还是落实村民自治法，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一个，就是依法保障乡村治理责任主体到位，实现村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到位。必须以法治的权威保障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有序，健全完善乡村法律服务体系，“推动乡村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社会氛围。”[13]

 

 

（三）乡村治理“管控模式”不完善

民族地区乡村青壮年群体基本上都进城务工去了，留守乡村的主体多是妇女、老人和儿童，村民自治人才严重匮乏，村庄治理主体弱化。加之乡村治理法规不具体、体系不完善，村庄法治建设基础薄弱，某些宗族势力、村霸等灰色力量经常横行乡野、干扰乡村治理。地方政府“官管民”的思想理念根深蒂固，传统“管控模式”、粗放“治理方式”盛行，乡村治理呈现出浓厚的“人治”色彩。因而在通常的情况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维稳”诉求大于“维权”诉求，社会“风险控制”大于“社会建设”安排。所有这些不应有的现实情况表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乡村管控”模式极不完善。譬如，地方政府对普遍存在的农村“空心化”问题的治理，基本上是“随其发展、放任自流”。即使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下，仍然极少有人从城乡分割与城乡融合的视角研究农村“空心化”问题，也极少有人关注乡村振兴与农村“空心化”治理之间的关系。农村“空心化”对乡村社会经济结构造成的消极影响，直接导致了“人口空心化”“地理空心化”“文化空心化”和“产业空心化”问题的发生，所有这些已成为乡村振兴必须面对的一堆现实难题。村民既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参与者，又是乡村振兴的直接受益者，无论是建设美丽乡村抑或发展富饶乡村，都离不开有知识、有文化、有作为青年才俊发挥作用。农村“空心化”带来的一个可怕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村精英的普遍流失和大面积离心倾向的滋生，对乡村振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出严峻挑战。因而地方政府首要任务是破除“官管民”的陈旧思维定式，重塑新型城乡关系，改革僵化落后的乡村治理模式，坚定不移地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基本方向是从“管理民主”走向“治理有效”，当下必须着力抓好如下三项工作：（1）进行城乡一体化制度改革。重点是对束缚农民群众发展的户籍制度、制约农民收入提高的宅基地制度和土地承包制度进行改革，并且实现城乡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2）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要探讨适应不同乡村发展实际的农业产业化政策，提高现代农业产出能力和生产效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构建农户受益机制、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尽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促进城乡基础性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进程中，必须从一开始就做好乡村发展规划工作，避免出现规划的重复性和盲目性，村庄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乱折腾”，做到“一乡一规划”“一村一规划”，让“留得住乡愁”“绿水青山”尽在规划中，为建设生态宜居、干净整洁的美丽乡村创造条件。

 

 

（四）乡村的村规民约陷入自身困境

在民族地区的司法审判、司法救助活动中，由于村规民约、民族习惯法被视为“非正规法源”，更不是国家颁行的“成文法”，因而基层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民族地区各类民事、刑事案件的时候，一般都很少援引以村规民约为标志的“少数民族习惯法”。同时还由于少数民族习惯法少有专门的文字记载，多由当地本民族成员中的长者“口口相传”，加之习惯法的内容多具有“特定民族”和“特定地域”特征，故有些法官认为习惯法的内容既难于查证又不便操作，觉得自己无义务援引少数民族习惯法。就民族地区基层法院的总体情况而言，法官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认同和适用非常有限，“即使能够证明习惯法存在的真实性，也有可能被法官以‘与本案无关’的理由加以排除。”“有的法官对少数民族当事人所提出的习惯法解释，要么将其等同于陈规陋习，要么认为其不符合‘公序良俗’的标准” [14]，断然将其排斥在法律适用范围之外。然而有些属于“非法之法”的灰色规则，却在民族地区农村纠纷解决中占有一席之地。这里所论及的农村“灰色规则”，就是指老百姓通常所说的“拳头规则”“暴力规则”。凡属于村民之间发生的经济纠纷抑或其他矛盾问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采用灰色规则予以解决是司空见惯的。在民族地区乡村社会里，通常买一个人的人情面子，无异于买一个家族的“面子账”。因而势单力薄的弱者每在这种情势下，为了避免矛盾升级抑或免遭飞来的横祸，一般都采取忍气吞声的避让方式“化干戈为玉帛”。在法治权威还没有到达的偏远地带，属于“非法之法”的灰色规则，仍然在贫瘠乡村里发挥着“填补空缺”的作用，似乎在短期内还不可能彻底废除它。只有建立健全多元的乡村纠纷解决体系和协调机制，才是维系偏僻落后乡村社会秩序的良策[15]。在人们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农村经济市场化，在带来民族地区村民生产生活方式重大变革的同时，也带来村规民约、少数民族习惯法赖以存在的基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譬如，过去能够用来解决乡野问题的村规民约和少数民族习惯法，现在对民族地区乡村村民的约束力正在弱化。这主要是因为村规民约和少数民族习惯法原有的诸多内容，有些已经不能及时反映村民的现实诉求及期待，与新时代贴近、赋予新时代内涵的村规民约又没有及时跟进，从而导致村规民约在一定时期内缺失抑或发生“空转”现象。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推动农村社会急剧发生前所未有的变迁，新矛盾、新问题在民族地区乡村的不断出现，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村规民约和少数民族习惯法陷入了自身的困境，“乡人相约，勉为小善”的约束力正在削弱乃至消失。笔者在西南边疆地区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调研的时候发现，多数原来意义上的村规民约和少数民族习惯法，所调适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范畴，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和民主法治的不断完善，无论是“倡导性”的抑或“禁止性”的规定，都在发生程度不同的改变。在村民“独立性”“个性化”日益增强的现实状况面前，有的村规民约和少数民族习惯法已经“名存实亡”，有的村规民约和少数民族习惯法被弃之不理，多数村规民约和少数民族习惯法处在功能性弱化和逐渐消失之中。在民族地区乡村能够真实感受到的村规民约和少数民族习惯法，多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抑或停留在少数长者的口头上，极少真正地印入乡村一般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脑海里。对于在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如何构建“文明、和谐、健康、向上”的农村新风貌，村规民约和少数民族习惯法由于严重缺位而变得苍白为力。

 

 

三、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法治路径

（一）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必须规划先行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2019年1月国家出台《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无论是乡村治理抑或是乡村建设，必须无条件的做到规划先行、“一张图纸干到底”。《意见》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要以“多样化为美”，注重保留“特色村庄”“民族村寨”“传统民居”特有的风格风貌，以及与此相配匹的乡土文化和农业景观，以体现和突出现代村庄建设的地方特色和文化特色，千万不能再度出现“千村一面”的“人造景观”。在进行村庄整治和规划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发挥当地居民的主体作用，注意尊重和保留当地民众的传统文化、传统习俗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尤其要注意尊重当地民众对乡村治理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美丽乡村建设规划”要体现因地制宜和尊重民风民俗的特点，凸显“传统保护”与“现代建设”并重，在乡村建设问题上千万不能搞行政命令的“一刀切”。民族地区政府是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第一责任人”，对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地完成各项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任务，负有义不容辞的职责、义务和责任。一定要在2019年底之前从“美丽乡村规划”制定的视角，明晰“集聚提升类”“特色保护类”和“城郊融合类”村庄分类；到2020年底之前，在县域层面基本完成农村“美丽乡村建设”布局，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有目标、村庄建设有规划、生态环境保护有管控、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有保护、人居环境改善有措施。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必须提高对乡村整治、村庄规划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按照“硬化、绿化、亮化、美化”的具体要求，统一规划村庄道路、合理布局村庄绿化和照明等基础设施，做到“不规划不得建设、不规划不得投入”；引领民族地区乡村现代化建设依法依规进行，做到“注重质量、从容建设”，促使整个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合法有序地向前推进。要学习和借鉴浙江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规划先行”的经验，推动各类规划在民族地区村域层面实现“多规合一”，自觉做到“发展有遵循、建设有抓手”，持之以恒地推动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战略，在民族地区全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二）构建适应社会发展的乡村治理体制

“礼”在民族地区传统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既是一种行为道德规范，也是一种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要从顶层设计上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治化和科学化水平，就要妥善处理好自治、礼治和法治之间的关系，加强乡村社会治理中的道德水准建设，推动乡村社会从无序走向秩序重构。从法理上讲，德治是对传统礼治的扬弃、对法治的补充，在构建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乡村治理新秩序的时候，地方基层政府一定要处理好德治、自治和法治三者之间的关系，用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引领乡村社会治理实践，做到统筹规划、总体设计、整体推进、法治先行，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同步发展、同频共振。在构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要求的乡村治理体制的时候，一定要着力抓好如下几项工作：（1）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无论农村社会结构及各类经济组织形式如何发展变迁，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党在乡村治理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不能削弱，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要创新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建立面向贫困落后村庄“全面选派第一书记”的长效机制，加大对乡村“小微权力腐败”的惩处力度，坚决打掉乡村社会丑恶势力的“保护伞”、打好“扫黑除恶”的攻坚战。（2）加强乡村治理主体培育。要大力培育乡村新兴主体、各类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把他们组织和吸引到乡村治理体系中来；要积极发挥新乡贤的作用，促使各种社会积极力量、社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可靠帮手。尤其要构建牢不可破的村民自治管理体系，形成强大的基层村民自治力量，在当地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制。（3）加强乡村治理体制建设。要牢固树立“边界思维”和“底线思维”，结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完善乡村治理体制，不搞顶层设计上的“千篇一律”和“一刀切”，完善乡村治理的组织建设制度、法律服务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4）加强乡村治理机制建设。要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发挥各类主体参与共同治理的主体作用，完善“网格化”管理体系和乡村治理能力，补齐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公共服务的短板。（5）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要进一步完善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协调好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加大对乡村公共服务供给，引导和满足乡村民众的社会需求，促使各种社会力量在基层党组织正确领导下实现良性互动，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求的乡村共建共有共享新格局。法治是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乡村治理体制的坚强基石，地方基层政府必须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过程中，加强和突出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领导干部在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中一定要有法治思维底线，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解决社会问题，运用法治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引导村民群众崇尚法律、自觉守法用法，依法维护和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

 

 

（三）推进适应时代要求的乡村法治建设

法治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把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依法规范基层政府和乡村组织行为，促进社会诚信和公平正义在乡村社会蔚然成风。要推进与新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乡村法治建设，就必须以法治为基本依归和根本遵循，以法律规范作为乡村治理所有行为主体的唯一准绳。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实际成效的好坏，不仅事关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繁荣发展，而且事关国家治理整体水平的提升。乡村法治建设离不开法治文化的基础和支撑作用，法治文化建设的根基在基层、重点和难点在农村。一些民族地方的村民“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究其深层次原因就在于乡村治理中法治文化缺失。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6]。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在当下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大力弘扬和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大对涉及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建立健全乡村治理的法治体系，加强法治文化宣传、营造法治文化氛围，以适应和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对法律文化服务的需求。新时代乡村治理中的“政府权力本位”，必须依法让位于“农民权利本位”，这是乡村基层政府一个迫切需要的和不可逆转法治思维。新时代“民生型基层政府”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保障农民权利、改善农村民生所要解决的问题，如建立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基本养老制度，健全农村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完善农村残疾人福利制度和基本服务体系，构建农村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改革现行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实行城乡居民统一赔偿标准等。良好的社会治理机制是保证社会治理有效运行的基础，也是通过社会治理体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顶层设计。譬如，“流动治理”作为边远山区的一种政府公共服务，可以合理有效地使用公共资源，避免有限资源的无效使用和浪费。地方基层政府这种主动“送货上门”的流动治理方式，适应于民族地区边远山区群众的多样化需求，有利于降低政府治理成本、提高有限资源的有效供给率，是值得提倡的一项“直通车”式的政府公共服务[17]。对这种“直通车”式的流动治理，地方基层政府应当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推广，尤其要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优势，法律供给和司法服务要为其保驾护航。政府要建立有利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的体制机制，完善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为统一入口的农村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创新政府和社区多元照料服务模式，逐渐形成一套保障农民各项权益、有效供给优质公共服务，维护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要进一步增强基层领导与群众的法治理念，引导农民群众尊重法律、崇尚法律，善于运用法律思维和法律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逐渐形成守法诚信的乡村社会氛围。设立在民族地区的人民法院、人民法庭，应当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活动，这是现阶段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庭应当以提供优质司法服务的方式，确立法治在乡村的权威，促使国家意志在乡村基层社会得到体现。要通过人民法庭公开、公平、公正的司法审判活动，有效化解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便利人民群众参与诉讼，依法保护基层社会弱势群体权利救济与权益保护，力争把司法过程中多元因素的副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18]。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活动，有利于从根本上遏制“非法之法”灰色规则的发展蔓延，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权力体系重建，保障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提升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总体质量。

 

 

（四）赋予少数民族习惯法新的时代内涵

民族地区乡村的村规民约和刑事习惯法，都属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范畴，在民族地区农村具有“准法”性质的自治规范功能。民族地区进入新时代之后制定和修订的村规民约，是专门针对民族地区村域范围内公共事务的，是村民认同率最高、约束力最强的一种“社会契约”。我国《民法总则》《合同法》《物权法》等法律，基本上都确认“习惯法”的法源性地位；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机关制定出台的单行条例，一般都对少数民族习惯法做出了“变通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习惯法可以在审理涉及民族案件的时候予以适用。民族地区的人民法庭应当在尊重村民委员会自治权的基础上，对乡村原有村规民约提出指导性的修改意见，从源头上加强对乡村民间纠纷的预防和调处。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法庭的司法审判活动，对村规民约和少数民族习惯法的适用，从本质上说已经不再是在适用原来意义上的“习惯法”，而是在适用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法规[19]。民族地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施村规民约，必须充分尊重村民民意、夯实村民自治基础，保障村民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自主权、村级事务管理中的参与权、村务公开中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村规民约是实现法律规定的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以及“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现实依据，它有助于实现村民自治权利的真实表达。如果没有村规民约的真实存在，民族地区村民自治就会成为徒有虚名的空话，村民法定的自治权利将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只有赋予新时代村规民约以崭新的时代内涵，才能促使乡村村民主体责任意识不断增强，民主法治观念和现代文明程度不断提升。法治是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硬约束”，村规民约则是内生于村民共识中的“软约束”，它是国家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依托和制度保障。为此，建议在下一次修订《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时候，在第四章“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当中增设一条：“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应当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在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进程中，村规民约不失为在乡村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它能够起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村民生产生活当中去的作用，引导乡村社会风气朝着良性方向发展。必须重振民族地区村规民约的规范性、法治性和权威性，扎牢和夯实村规民约的理论基础，适时赋予村规民约新的时代内涵，强化乡村制度的规制性和硬约束，是保障和发挥村规民约作用的必然要求。村规民约作为一种自治性规范，它在乡村民间“定分止争”中，显示出它重要的“法治”规范性力量。村规民约这种约定俗成的“契约化”属性，实实在在地为村民设置了一套“契约型”的行为准则，任何违反村规民约造成破坏性恶果的行为，都将受到当地民众的舆论谴责和本村民众的共同制裁。因此，当下民族地区迫切需要通过唤醒和实施村规民约的途径，达到调整乡村社会关系、调处民事纠纷、培育村民法治观念、填补法律缺憾的效果；迫切需要提升村规民约修订和实施的规范化水平，依法促进和加大乡村治理的制度供给，构建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乡村的法治良序。民族地区司法审判机关要挖掘和发挥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有效价值，因为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囊括了对社会暴力、偷盗等行为的深切愤恨。譬如，甘南藏族地区以“赔命价”为主体的刑事习惯法，其惩戒力度与刑事法律的惩罚作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20]。刑事习惯法对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朴素诠释，能够超脱复杂条文的制约而深入人心，构成了民族地区乡村纠纷化解的非制度性规范，已成为民族地区乡村矛盾纠纷处置的“调解员”。刑事习惯法作为乡村社会治理尺度的心理依存，至今在民族地区依然存在并继续具有功能价值，它对民族地区司法审判活动和法治建设起到了良性互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