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与人师
——访中央民族大学宋才发教授
李博
（作者：李博（1991—），汉族，山东菏泽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
[摘 要]名师从来就是大学里稀缺的资源，也是我国兴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大学和学科的核心资源。中央民族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宋才发先生，立志使自己成就为名师，终身使自己接近人师。宋才发教授这个贫苦的农家子弟经过不断拼搏进取，使自己从一个小学老师嬗变成为全国著名法学家、著名法学博士生导师。在从事研究生教育教学的20多年执教生涯里，宋才发教授始终坚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子从严的教育教学原则，执著于“人师”的追求，完美地实现了“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的人生夙愿。
[关键词]高等教育；教育人师；身正为范；教子从严
宋才发教授生于1953年5月，1977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是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届“77级”大学生。“教师”是宋教授从小就敬仰和羡慕的职业，在他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之前，就当过小学老师、初中和高中老师。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做编辑工作。由于他学术研究工作做得好，1990年被华中师范大学破格晋升为副教授，随后调入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专门从事研究生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自此，宋才发教授始终坚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子从严的“人师”追求。1999年底宋才发教授被国家民委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担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的十余年间，宋教授一直身兼数职，但他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始终没有拉下，坚持利用业余时间搞科研，利用周六、周日休息时间给研究生授课。因此，他完美地实现了“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的人生夙愿。2016年在宋才发教授63周岁的时候，又被作为特殊人才柔性引聘为“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讲习教授”，被学界誉之为“高等教育战线上的一位不老兵”。
一、“77级”老兵的奋斗
笔者：宋教授，您好。我最近有幸拜读了您的自传《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得知您是一个出生在我国特殊年代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父母都不识字，1977年您是怎么考上大学的呢？
宋才发教授（以下简称“宋”）：在我国人所共知的那个普遍贫穷的年代，我家的经济生活确实比较困苦。“苦”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能够正确对待它，最终也许能够成为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因为我小时候吃了很多苦，也看了不少人的白眼，这些对我后来的健康成长，尤其是对我从事教师职业生涯都是有好处的。它告诉我要做一个好老师，不仅要敬畏教师职业，而且要尊重知识、尊重学生、尊重家长、尊重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所以，我一辈子能够走到今天这样，是跟我过去吃的苦直接相关的。我能有今天的点滴成就，还要感谢邓小平老人家力挽狂澜、恢复高考制度。因为1977年对我来说，是改变我本人及全家命运的一年。我跟全国千千万万青年人一样，在10月份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消息，国家准备从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招收大学生。我的心情非常激动，白天当小学老师给学生授课，晚上复习准备高考。除了当时浅陋的高中课本之外，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复习资料，连电灯也没有，于是就买了一捆蜡烛回来，晚上点着蜡烛看书迎接高考。那真是下的功夫不浅，文科还不到5%的录取比例，能够考取华中师范学院真的很不容易。
二、教师是天底下最敬畏的职业
笔者：宋教授，您在《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中，对自己执教40年的艰辛足迹和奋力拼搏的历程，尤其是对从事研究生教育教学的20多年，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反思，读后深受启发，不少观点对我有很深地触动。比如您在书中说“教师这个职业是您最敬畏的职业”，请问这种敬畏感由何而来呢？
宋：我觉得不仅只是教师应该敬畏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而且所有人都应该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具有敬畏之心。一个人只有当他有了敬畏之心之后，才能够做得好人，做得好事。我觉得自己这辈子最敬畏的职业，就是教师。三尺讲坛看来不大，似乎也很容易。但是作为一个教师，当我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就感到自身的压力非常之大。我给学生讲什么？能给学生留下什么？也就是说对他们今后一辈子的成长，他们从我这里能获得什么，这就是我最敬畏的地方。
笔者：这种敬畏感使您感觉到自己有责任。我想这种责任也是促使您不断进取，力求做一个好老师的原始动力吧！那么您认为什么样的老师才是一个好老师？
宋：我觉得一个好老师，不是自己能够自封的，也不是我的学生说我是一个好老师，我就是一个好老师。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社会公认的问题。在我个人看来，一个好老师，他应该首先体现在学生的心目中，是最受尊敬的老师；其次在家长的心目中，是最放心的老师；再次在同行当中，是大家最佩服的老师。我觉得这样的老师，才算得上是一个好老师。
三、名师与人师
笔者：在自传中您把这样的老师称之为“名师”。您能否和我们具体谈一下什么样的老师才算得上是“名师”！
宋：我认为“名师”起码应当具备三个基本含义：一是要有突出的学术成就或者科研成果，在学术上必须独树一帜或者自成一家。二是要有高尚的道德风范，这是成为名师的核心。只有突出的学术成就而没有良好的道德风范，这样的人顶多只能成为一个名人。道德风范的内涵又是多元的，如人们所熟悉的为人师表、学风严谨、敢于创新、能开学风之先等。三是名师要有广泛的知名度和社会认同感，这种知名度是名师自己的学术成就和道德风范所赢得的社会承认和赞誉。
笔者：您在自传中说，要立志使自己成为名师，终身使自己接近人师。那么，什么样的老师才能称得上是“人师”？“名师”和“人师”之间有什么关系？
宋：我认为一个老师可以因自己的学术成就或科学发现而一朝成名，却难于使自己成为名师尤其是人师。因为人师几乎就是高深学术造诣、高尚学术风范的完美化身，是教育工作者共同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学者型的名师，一定要做到楚图南先生所说：“治学不为媚时语，惟寻真知启后人。”人师要靠自身的修炼、修身和养性，彻底摆脱一般人的浮躁心理，因为浮躁是成功的大敌，要有做“第一流教育家”的超越心理。陶行知先生把“第一流的教育家”概括为：“敢探未发明的真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1] 教育家必须居二者其一，方可算为第一流的教育家。“敢探未发明的真理”说的是创新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说的是开辟精神。要做到这两点就要有一股拼命精神，坚持把一件事情认真地做下去。我认为在当今这个聪明人满街乱窜的年代里，稀缺的不是聪明者的智慧，而是一心一意、孤注一掷和“一根筋”做事情的精神。所以40年来，我一直在教学第一线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朝着“人师”和“一流的教育家”的方向努力，自觉地做一个实实在在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天底下最辉煌的职业”的教师[2]。
四、立志于名师，接近于人师
笔者：您觉得在日常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怎样做才能使自己不断接近人师呢？
宋：我觉得做“名师”难，做“人师”就更难。要想做一个好老师，首先自己的肚子里得有硬货才行。老师的肚子里有没有硬货，是一个重要的衡量和判断标准。要做到这一点，老师就需要有广博和专深的知识面做支撑。因为研究生导师所教育的对象是高层次的专门人才，如果教师知识领域的接触面仅仅限于传统专业，或者孤零零的某一方面，自然难免使自己陷入孤陋寡闻的境地。面对当今瞬息万变的知识化、信息化、现代化的社会，我们不能只求“懂得”，还要做到“深入”，尤其是对本专业、本研究领域的相关研究。一个人要想形成广博、专深的知识面，确实需要下诸多笨功夫、硬功夫才行。
老师的肚子里光有货还不行，还要能够游刃有余地把它讲出来，否则就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譬如，我在授课前一定会先了解学生所具有的实际知识水平，并且按照自己对这门课程所具有的理论功底，去寻找一个授课的“切入点”，切实找到自己授课的“感觉”，然后再按照教学的目的和要求去进行讲授。在教学过程中，还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顾及学生在接受这门课时的“感觉”状态。从开始大学执教那天起，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授课的基本格调，即授课不得干巴巴地念讲稿，必须甩开膀子用自己的话讲活教案，始终遵循“真佛只讲家常话”的规矩。在课堂上，我不要求研究生做多少课堂笔记，历来要求研究生听课时必须跟上我的思维。一个教师如果不以新的知识吸引学生，而靠做课堂笔记的办法去维持课堂秩序，这样的研究生教学断然是得不偿失的。我认为研究生的教学方法至关重要，方法好可以使学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此，从当研究生导师的第一天起，我就注意不断地总结教学中的点点滴滴，逐步形成自己的一门经典课程：《研究生读书与科研方法论》。这门课也从武汉一直开到了北京，现在又开到了广西；给硕士生开，也给博士生开，其区别只是对象和程度的不同而已。我始终觉得学生跟我读书，多读了几本书或少读了几本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习老师研究问题的方法，“方法”对学生来说可能管他一辈子。具体地说，学生跟我学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把自己一辈子做学问的实践经验和教训，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从老师的切身体验中少走弯路、不走错路。因此，这门《研究生读书与科研方法论》的课程，就成了我所开的一门经典课。经过细致和严格的训练，我培养出来的硕士生一般能脱稿演讲1小时左右，博士生能脱稿演讲1~2小时。博士生在3年读书期间，多数人能在学校认定的“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像博士生刘玉民、黄伟等同学，还能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民族研究》这类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在关心学生学习与科研的同时，更要把培养学生的优良品质放在第一位。“文如其人”、“文以载德”，要想做好学问，首先要学会做好人。我常常教育弟子们要懂得感恩，要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母校、感恩社会。每年放寒假的时候，我都会硬性地给每届新生布置一道“特殊作业”，那就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或者大年初一的早上，必须到长辈的床前真心、真情地给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拜个年。在学术研究问题上，我要求学生一定要做到求真务实，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圣人、只唯真理，要有“坐得住冷板凳”的吃苦精神。譬如，来自云南哀牢山区的2001级博士生朱玉福，入校时属降线录取生。在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之前，他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论文写作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更谈不上专业理论研究了。对这样入校时基础特别差的学生，自进门起我就对他们进行严格要求和个别耳提面训。经过3年师生的共同努力，朱玉福不仅最终以优异的学业成绩和丰硕的科研成果，获得了全国高校博士生“宝钢奖”，而且毕业后不久就在《民族研究》杂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被破格晋升副教授、教授，并且就任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副院长。
五、弟子成才就是最大的幸福
笔者：您的自传里有这么一句话：“幸福是人生的一种感觉。”我想请问您，哪种感觉使您感到幸福？
宋：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有两件事是成功的。第一件事是我对自己孩子的培养是成功的（儿子宋威现在在英国剑桥大学工作，研究计算机第三代芯片）；第二件事是我对弟子们的培养是成功的。我觉得这两件事都是我非常欣慰的。我的幸福其实很简单，并不复杂。也就是说，平常我是怎么教学生的，怎么培养学生的，最后看到学生一个个地走向社会，都像模像样的成为各个方面的领军人物、各个方面的栋梁之才，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满足和幸福。到目前为止，我共培养了200位研究生，其中53位博士，147位硕士。他们毕业后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非常敬畏自己的职业，而且能够踏踏实实、清清白白的做人，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做老师最大的一种安慰。只有精神上的幸福，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幸福。
六、学术成就源自良好生活习惯
笔者：您曾担任过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学校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科研处处长和民族博物馆馆长等行政职务，同时您还坚持利用周六、周日休息时间给研究生授课，您的学术研究也一直没有落下。在这期间您主持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研究”等8项国家重大科研课题，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治权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重大问题研究》等5项国家级科研项目的结项成果；主持完成了“构建民族法学学科的可行性研究”等10项省部级重点科研课题，在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论》、《农业用地保护的法制规范研究》多部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的结项成果。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看了您那么多的学术成就，我想请问您是怎么安排时间的？
宋：我出版的那些学术著作在人们看来，觉得很不容易。其实在我个人看来，这就是我从事教师职业经验的点滴总结；我把平常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的一些想法、一些思想凝结形成为文字。至于在科研、教学与行政上如何安排时间，我没有超人的“魔力”，只不过比一般人更惜时一些。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把别人喝牛奶的时间挤来读书、钻研问题。我这个人既不爱玩、也不会玩，更不会唱歌跳舞。一辈子从来不摸麻将、不打扑克牌，不习惯参加哪些耗费时间的“饭局”，也不喜欢与人没事找事的闲聊。在繁杂忙碌的工作之余，我最大的嗜好就是戴上耳机悄悄地听点音乐，静下心来写点东西，自个儿偷偷地乐在其中。还有一点就是几十年如一日，我养成了一个良好的生活起居习惯：一般晚上12点左右上床睡觉，早上5：30—6：00准时起床，睡觉的时间不太多，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写作和工作。我平素就养成了一个今日事今日毕的习惯，绝对不把今日的事拖到明天去做。譬如，直到现在我仍有使用台历的习惯，为了怕自己忘性重，一定要把第二天必须处理的事情记在台历上，同时誊写一张纸放在公文包里，做到家里和办公室里各一份。
笔者：是的，从您的身上我们能体会到你们“77级”这群大学生的成长轨迹，这不仅对于研究我国这段特殊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当下年轻人的成长也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比如从传记中看到您每天坚持5：30分起床进行学术研究，近期我也一改以前的拖沓习惯，每天也坚持早上6点起床去晨跑、学习。宋教授，据我所知您也快到退休的年龄，我们好奇像您这样的“拼命三郎”，一旦从教学岗退了下来，今后会有什么打算？
宋：我已过花甲之年，没有太大的抱负，我的想法就是我们的国家或者学校，如果还需要我继续当教师，我就继续干好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即使今后退休了、不当教师了，我还能发挥作用，就是研究一些在工作期间想研究而没有时间研究的问题，读点在工作期间想读而没有时间读的书；然后带我夫人到世界各个国家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下人家国家的发展情况，这对我有生之年的研究还是非常有好处的！然后呢，还打算写一本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感悟与反思》的书，把我这几十年在研究生培养上的经验做法进行系统的总结！借此机会，我顺便告诉所有熟悉我的朋友们，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有多所重点大学和民族大学拟聘请我到他们的学校发挥余热，最后我和夫人商量，选择了最适合老人居住、风景如画的广西民族大学。从2016年3月开始，我在继续当好中央民族大学二级教授的同时，按照“长江学者”的待遇，被柔性人才引聘为“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讲习教授”，承担一些博士生、博士后培养和指导重点学科建设工作。
笔者：听您这么说我非常欣慰，期待您的佳作早日问世。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最近，笔者在跟随宋老师听课的过程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宋老师每次给学生上课，包里总是放着这几样东西：两个优盘，一张卡片。优盘是上课拷贝PPT的优盘，卡片是以备多媒体发生故障，应急用的讲课要点提示。当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带两个优盘的时候，宋老师风趣地说，即使一个优盘临时坏了我还有备用的；即使教室停电了、多媒体和电脑发生故障了，我还有一张提示卡片照样可以上课。透过这样的细微末节，我们不难发现宋教授做事是多么的认真、多么的仔细，宋教授的成功是必然的。透过宋才发教授60多年的人生历程、40余载勤耕不辍的执教生涯，宋老师那深厚的学术素养、严谨的治学风格、高洁的人品风范，不仅是弟子们终生学习的楷模，而且是弟子们毕生的追求。
参考文献
[1]陶行知.第一流的教育家.《陶行知全集》第1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26.
[2]宋才发.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131.
载《教师教育学报》2016年第6期
2016年11月10日，宋才发教授在广西民族大学主持2015级法学博士生彭振的开题报告，与广西民族大学校长谢尚果教授（右1）、蒋慧教授（左1）、清华大学高其才教授（左2）、中央民族大学匡爱民教授（右2）在一起
2016年11月10日在广西民族大学2015级法学博士生彭振的开题报告会上，宋才发教授与广西民族大学校长谢尚果教授、蒋慧教授、清华大学高其才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匡爱民教授、博士研究生彭振在一起合影
2016年6月16日，宋才发教授参与河北省保定市旅游立法调研时与杨富斌教授、王天星副教授及有关旅行社负责人在一起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