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些阴沟死角、臭道脏街，甚至十多二十年都有存在，触目惊心。

每个城市在申建“双创”城市中，往往都有“表像”掩盖着“具像”各种过招把式。关键还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短效政绩在作祟。

“申报”是何等的积极，申报过程完了或者“结果”出来了，不管“成”与“不成”。则城市大部分恢复到原来的模样。

各种“验收组”有不有责任？！先不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市民群众中去，到处转转，到一些社区死角转转，一切真相就变成了“真白”。

城市管理是执政者能力的主要体现。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作表面文章、各部门扯皮是一种“诟病”，而且在各种“高压情景”下仍不时发生。

一些政府公益事业的供水、供电、供气的社会化承包到个体而使利益化无作为坏作为，更使老百姓头疼；也使有令不行，偷工减料、腐败滋生给予了不小的空间。

一个燃气一个宽带一个水表的安装，就丢下一句话“你告到哪里，我也不去做”。记者实地调查和拍视频，其头脑也晕沉了几天。

那景那臭那脏，只问为什么十年二十年历届执政人没人“发现”？这是假话！

中纪委谈“追责倒查二十年”和“退休之后”也不例外之令很好。一届一届的领导的职务轮流在上与下，而职责就旁边丢之了。

一个管理极好的行政区，又从里面硬“扯”分出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还设立一个级别的主任（区长？）。

开发区只管招商，不管城建城管，辖区老百姓不知道找谁处理身边“小事”，这也直是个奇葩。

说的也是，上届上上届（还有“中届”）和莫名其妙不属自己管理的事务所发生的“齵髊”之事也不能算到新任或新任不久官员身上或者背这个“锅”。

那就再定规距顺查倒查一届一届领导的“虚假”作为如何？中纪委看到了问题的实质。

从失职（不作为）到渎职（假作为）到追责（丢官帽甚至进监）都是分分妙妙的事情。

故而目前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非常及时的：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你想干什么？你干了什么？由人民给你打分！

人民还希望不作为弄虚作假的“小”作为的行为，以及顶风作案的案人案例不再有（或少有）为好。

（“短评”是“广义”不是“狭意”。可以对号入座，但不必紧张。读一读看几句，了为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自身的利益都有益而无害）

“清明、七月半、保安、机关大门、停车场、政府大院”

这几个毫不相关，或者根本没有关联的几个单词，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上去留无意，还是宠辱不惊？还是云卷云舒？涩滩鸣嘈嘈，两山足猿猱。白波若卷雪，侧足不容舠。渔子与舟人，撑折万张篙。

还是言归正传——

有一说一：清明时节回国去陵园祭拜父母（也日：先人）首先预约，这是特殊“防疫”需要，很好。那烧“钱纸”放鞭炮插香烛，我是知道上下五千年老祖宗是有讲究和传统说法与做法的，也是这样守规矩的。那南方的“七月半”，小街和小巷一堆一堆的“钱纸”变成火光一炬一片一柱，后人与“堆钱”连成一片，为了心中的对亲人的恋眷…..。那几年的那几天，我开着车大道小道观“烧钱火”煞是壮观，不过只是几日时间。突然间就禁止了、消失了。（我非常非常的后悔与遗憾没有留下这将永远再不会岀现的境像）。而东北毎年的农历小年开始一直到大年初一，后人就在路边，尤其是在有“四通八达”的路边“烧钱纸”，人不集中，家不挨家，星星点点。东北这个习俗，我今年才知才见（我的镜头留下了此些影）。南北形式不同，时间与时候不同，但目标目的一致：思念想念怀念。从哪年开始就沒有了这一切？碇旧？为什么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环境污染？那也就是几天片刻的时间，应该不到一小时。而那些三百六十多天且查处的有污染的生活、食品加工厂不时死灰复燃？！重拳重锤应该放在落在哪里？！我想知道。最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送全国人大常委会。

有二涚二：每年回来都碰见遇上一些“正事、邪事”。谈正事是我事。买车不难是国家发展了，人民生活好了。停车难是现实现在国家专门的职能部门和执法部门都无法破解的难题与问题。也应该是四年前了，看到一篇报道：中国湖南衡阳县委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在春节期间县委、县政府大院和所属各局机关的大院，全部为开车回乡外出务工人和市民有车族，敞开大门大院，免费停车。这是何等的超前为民服务的举措！众人叫好，故而我此后一直关注这个有众多历史文化的我的老家衡阳县。有时候不经意的小事没有处理好，会酿成大事；有时候不经意的小事的处理方式，就可以看出当家人的能力和优秀思维品质。

有三说三：个人处理事多，滞留家乡多日。再进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市国土局）的大门，停车之际也是舒服之际。突然想起，去年也是这样，该局大门从上班后到下班前，永远是向市民敞开“胸怀”。在这里沒有保安的训斥，没有办一件小事要“烦恼”作大事登记的各种“气人误事的“程序。你不愁见不到科长，各科室科长毎日轮班坐在大厅门口，和气待人亲自接待。还有比科长局长办公室大数十倍的、备有茶水的接待室。我们现在一般的“形式”都是假。这里没有假，只有创新，只有实事现办现解决。我是确确实实看到了（我事也是在群众接待室处理）。什么时候政府下属的一个局机关如此敞亮？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去办一件事不需要在门就会使你想“骂娘”的境状？什么时候政府官吏不怕老白姓，没有了大门难开，人难见？中国湖南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该是典范。

而我在陪同一位“老革命”的人去衡阳高新开发区所见所遇就截然相反与不同。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老话有老话的溯源，是有根据和“案例”，是有“回报”的，不是凭空而起，会有因果结局。我个人认为这个高新区主任回老家卖白薯为好！（卖红薯是现有，卖白薯要去外地倒勝）。我想，连底下他的兵办事都应该是“师傅与徒弟”的模子。

笔文时，我又想到前年全国两会采访后，去中国湖南沅江市见友，看到市政府市委大楼大院没有保安“守门”，老百姓可以进出自由去找“政府”倾诉，我好生奇怪，我还真在大门守了几时，确实现实现在，当时还“心血来潮”现场直播全球了）。“

“门”打开，不只是一个“开”与“关”的字面解释。这是要胸怀和心有成竹的，是要有信心的，有底气的，是要有充实而现实的专业知识和处理问题、事情的方式、方法和能力的。

发展进步开放巳是国人的心态。中国共产党、国家、政府需要更多的类似务实、为民、开拓创新的新型干部人才。

老祖宗“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留下些好（只要是没有影响国家大局）；“门”打开为好，“院”敞开为好。哪有政府与政府官吏怕老百姓进门的？在新时代的今天，老百姓连官大三级四级的三品四品五品官都敢“告”了，这是这个国家历史的进步，也是法治国家的勋章。尽管有事没事，你门“关”了，院“围”了，只是自欺欺人而巳。暴风雨来的时候，有时候躲避只是消极，弄不好会死路一条；引导规范、防范于前、想民而想才是积极思维，说不定彩虹既现。我是相信后者。

于无声处听惊雷。习近平一句话巳经说得透了：人民利益大如天。门开了，院不围了，人民“存在感、幸福感”都增大增加增强了。

全国各地是否都学一学中国湖南衡阳市、衡阳县、中国湖南沅江市这三个政府机构的好作为与当家人的又为民又超前又有底气的好思维？！等哪一天全国各政府各部门大院中院小院都没人没车空旷了，且大门一直都开着了，这个状况状态和局面，说明了“找事问事烦事”的当事人和被当事人都轻轻松松了，国泰民安社会稳，不开心不如意的事情越来越少，这不是一件幸事吗！

有点就有面，有开始就有“始开”。湖南人“敢为天下先”世人知。历史上（不说现代史上）湖南与衡阳出超重量级人物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宋教仁、蔡伦、魏光焘、王船山、彭玉麟等，现在所知道他们的出生地的人不多。

（2021年4月18日晨随笔）

记者吴磊：有没有对这个国际上面的运动员和观众有想说的一些话。

袁家军：Zhejiang province has the most beautiful landscape, rich cultural heritage, innovative dynamic economy, especially the digital economy. We have loving and warm-hearted society. We have beautiful countryside we have lucid water and green mountains. We have created and dynamic team of entrepreneurs. We have pragmatical and efficient government. Above all, the intelligent hard working, friendly and beautiful people. So I would like to give friends from Asia and whole world of warmest welcome to the city of Hangzhou. I am certain that you will have a fulfilling trip. Thanks so much.

（中文翻译：浙江省风景最美，文化底蕴最丰富，经济创新活力最强，尤其是数字经济。我们有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我们有美丽的乡村，有清澈的水和青山。我们创建了一支充满活力的企业家团队。我们有一个务实高效的政府。最重要的是，聪明勤奋，友好美丽的人们。因此，我要向来自亚洲和全世界的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欢迎他们来到杭州。我相信你会有一次充实的旅行。非常感谢。）

记者：宋教授您好。近年来一线城市离婚率处于相对高位。在当下婚姻家庭与子女养育中，传统旧观念与新时代社会风尚、价值观有不少矛盾和碰撞，网络上经常有年轻人开玩笑感慨“不会再爱了”。每年全国两会期间，关于婚姻家庭的话题总能引发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民法典》自1月1日正式实施至今已有两个多月了，《民法典》规定的“离婚冷静期”，冷静得如何？新时代的婚姻家庭又该如何冷静？如何理解幸福？请宋教授对《民法典》设置“离婚冷静期”和“人身安全保护令”进行一些解读。

宋才发：好的。

《民法典》在离婚程序中增加了30天“冷静期”。“离婚冷静期”实质上是给夫妻双方一个修复婚姻关系的机会，让彼此更理性地面对自己的婚姻。既然双方已自愿申请离婚，说明婚姻出现了问题和裂痕。设置一个30天的缓冲期，能杜绝部分人脑袋一热的冲动，可以挽救一些婚姻家庭，让冰冷的法律具备温馨温暖的人情味。

我认为幸福是一种理念。婚姻、家庭原本就是理性的产物，承载的不仅仅是那一点点情和爱，更多的是责任、担当、宽容、耐心和共同的人生目标。由于我们的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数家庭矛盾纠纷是因经济不宽裕引起的，实在没有必要走到离婚那一步。中国有句古话叫：“少来夫妻，老来伴”。经过30天“冷静期”思考，多数人的结论也许“还是原配夫妻好”。

“冷静期”应当如何冷静思考？我是一个大学法律教师，我认为在这个“离婚冷静期”最主要的冷静思考，不只是夫妻双方的情感问题，更主要是离婚对孩子会造成多大的伤害？过去有不少夫妻离婚多年后，又艰难地选择“破镜重圆”，多数是从下一代的教育和成长考虑的。30天的冷静期，能够给人们一个思考的机会，为孩子的教育着想，选择不离婚的结局，比离婚后再复婚“破镜重圆”要好得多。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涉及到孩子、双方家族，不能因情绪狂躁而失去理智，轻易草率做出决定。历史上有许多“白头偕老”的恩爱夫妻，一辈子也少不了磕磕绊绊。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本人认为经过“冷静期”，还是选择不离婚好。

对《民法典》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理解。单纯从立法层面看，我个人认为起码要注意到如下四点：（1）依法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人民法院反家庭暴力的重要职责。无论是受理还是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都仅限于人民法院，其他行政机关无权制定签发令。（2）公安机关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组织机构要协助法院执行。按照预防为主、教育与惩处相结合原则，依据《民法典》和《反家庭暴力法》规定，要进一步明确政府、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和学校、医疗机构等各方的职责范围，切实保障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权益。（3）“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保护家庭暴受害者的一个强有力的“盾牌”，要根据情节轻重，由执法部门对加害人出具告诫书、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4）要进一步完善对被羁押者的司法救济制度，加强对司法机关尤其是加强对检察院和法院的监督。

记者：前几天有一件司法界的大事发生：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正式成立，主要负责综合统筹未成年人审判指导，参与未成年人案件审判管理，协调开展未成年人案件巡回审判等工作。在学校与社会领域，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还有许多需要我们关注和解决的现实问题。请宋教授谈谈应当如何重视家庭和学校的未成年人教育问题？

宋才发：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少年强，则中国强。家庭教育关乎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和社会进步。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做出“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指示。2018年9月10日他又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再次强调：“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他要求教育部、全国妇联等部门统筹协调社会资源，尽一切力量支持服务家庭教育。

当前家庭教育面临诸多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家庭教育是终身教育，是“大教育”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学校正规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基础。过去人们总认为家庭教育质量的好坏是个人的私事儿，“家庭教育”无非就是由父母对其子女实施教育，即家长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和家庭生活实践，对子女施以一定教育影响的社会活动。现代观念上的家庭教育，是指现实生活中的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和子女等之间相互的影响和教育。譬如，本人的调研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组织开展的“小手牵大手”教育活动就很有成效。据全国妇联及有关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有近50%的家长缺乏家庭教育知识和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约八成家长提出需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家庭教育中重智轻德、重养轻教等现象比较突出；独生子女家庭教育、隔代教育、单亲重组家庭教育、留守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等问题仍然严重凸显；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缺乏必要的准入机制和专业规范；家庭教育公共服务，还不能满足广大家庭日益增长的需求，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仍然不平衡。针对青少年负担过重、压力过大诸方面的情况，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责任保障未成年人的睡眠、娱乐和体育锻炼时间，不得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

父母应当全面履行家庭教育义务。依据《未成年人法护法》的规定，父母死亡或者丧失监护能力的，由依法确定的其他监护人全面履行家庭教育义务；其他有监护能力的家庭成员协助履行家庭教育义务。父母离异或者分居的，应当依法继续履行家庭教育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拒绝履行；一方开展家庭教育时，另一方应当及时予以配合。父母应当依法加强亲子陪伴；父母外出务工，其他监护人应当代为亲子陪伴责任，并且提高亲子陪伴质量。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还应当鼓励、支持未成年人参加与其年龄和身体状况相适应的家务劳动、集体劳动以及有益身心健康的社会活动，培养未成年人的劳动观念，增强其自理和自律能力；要设法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条件的家庭，应当经常性地陪伴未成年人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家风家教基地、博物馆、科技馆等场所，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

教师不得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等。近年来中小学生因过度使用手机而产生的各种问题，如近视率上升、学业负担增加、沉迷游戏等引发社会关注。2021年2月初，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随后各地教委就落实《通知》进行部署，中小学设校内统一集中保管学生手机设施设备、教师不得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等。伴随着全国中小学3月1日新学期开学，家长、学生都收到学校的一则提醒：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求的须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但不得带入课堂。学校等相关部门在落实《通知》精神时要避免懒政，应当承担起应有的教育引导责任，并和家长做好联动管理，而不是仅使用物理隔绝方法。学校在落实《通知》精神时，应当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城市农村不同地域等情况，采取差异化措施；开展丰富的活动，给孩子提供合适的解压渠道；优化信息化教学模式，原则上采用纸质作业；同时发挥学校在指导家庭教育中的作用，特别是班主任要跟家长多沟通，并针对学生一些不当使用行为做出具体的教育指引。

为提高全社会对未成年人教育的重视，各级立法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新的重要举措：

第一，立法规定了家庭教育的原则。2016年5月重庆市率先通过我国第一部“家庭教育”的地方性法规《重庆市家庭教育促进条例》，随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陆续出台了《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我国当下的家庭教育概念和理念，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21世纪青少年应当具备的“四个学会”来组织实施的，即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发展、学会与人相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共同构成塑造人的完整教育体系。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注重系统地传授知识、培养技能等不同，家庭教育应当以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重点，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强化道德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教育。

第二，立法规定了家庭教育的内容。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生活技能、行为习惯、身心健康教育，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红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学校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参与者，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家庭教育工作制度，将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纳入学校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

第三，立法规定了家长对家庭教育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学校应当建立“家长学校”，通过家长会、家访、家长开放日、家长接待日等具体途径和形式，定期组织家长交流家庭教育信息、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开展家庭教育实践活动。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确有困难的，学校应当及时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和帮助。未成年人在学校有不良行为的，学校应当及时制止，予以纠正和教育，并以适当方式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第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未成年人或者其他组织和个人，可以向学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在的单位、村(居)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妇女联合会、民政部门、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反映、投诉和求助，或者依法向公安机关报案，相关单位和组织应当及时处理。主要包括：（1）父母不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2）父母死亡、失踪、病重、重度残疾或者因父母双方服刑、强制戒毒等其他原因而不能履行家庭教育责任，其他监护人不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3）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侮辱人格尊严，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履行家庭教育能力而不履行责任，或因实施家庭暴力等不当家庭教育方式，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由相关单位或者组织予以劝诫、批评教育；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公共服务。应当优先向孤残、遗弃、流浪、单亲或者父母服刑、强制戒毒等未成年人家庭，提供家庭教育的救助和指导服务。重点向父母未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提供家庭教育的帮助和指导。

两会（全国人大、政协年会）重头戏是全国人大开幕式，中国总理李克强届时将做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

相关人士对记者透露：今年设置GDP增长目标“非常重要，也是有条件的”，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经济发展质量就没有载体。在较低基数效应下，中国今年经济将增长8%左右，但官方可能制定一个较低的增速目标。

官方可能以“不低于”的形式，设定一个GDP增速底线，但不会制定过高目标，以免对高质量发展和地方政绩考核形成误导，增速目标预计也会和就业、收入、通货膨胀、碳排放等其他目标结合。

《給我微信朋友圈、我新浪博客粉丝们的一封信（代“公示”）》

一、研究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问题的缘起

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整统一的格局。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当下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最高准则。能否有效保障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既是衡量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成效好坏的最高标准，又是能否实现边疆地区民族事务治理最高利益的体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的核心是对民族关系的治理，学界所论及的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就是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制度化、科学化和法治化。“中华民族”是由56个具体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家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56个民族在最广泛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共同创建的国家。这里的56个具体民族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多元一体”国家体制建立过程的本身，既体现了56个民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度认同，又体现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56个民族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和相互认同。每个具体民族都明晰各自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的位置和应当担负的历史责任，始终秉持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优良传统，在相互尊重彼此存在差异性的同时，自觉地维护国家整体的统一，固守“爱国、勤劳、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边疆广袤的多民族国家。新时代中国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必须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治手段，来达到捍卫和保障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目的。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对象和主要任务是民族公共事务，民生改善、人心凝聚和福祉损益，已构成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和评估治理成效的主要考量。地方政府应当在边疆社会治理实践中，依法稳妥处置好边疆地区纷繁复杂的民族事务问题，通过发挥文化软实力潜在的功能作用，奠定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坚实基础，构筑维护国家和中华民族最高利益的钢铁长城。边疆地区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文化基因及内部结构的多样性，逐渐实现了边疆居民由“自在”到“自觉”质的跃升，逐渐凝成了底藴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孕育的中华文化，滋养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沃土，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文化始终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既是边疆地区多民族文化熔融的现代表征，又是当代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文化软实力所在。为贯彻落实习近平2015年3月8日在参加广西全国人大代表团审议时发表的“要加大对边境地区投入力度，依法加强社会治理、深入推进平安建设，依法管控边境秩序、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1]的指示精神，本人曾率课题组成员3次到西南边疆的云南、广西边境地区，就“边境秩序管控”“边疆社会治理”问题展开深入调查研究。本文拟在调查研究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文化基因这个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软实力展开深入探讨，以请教与方家。

二、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概念及其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是国家规范化的区域治理。“治理”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晚期，当时治理研究主要是围绕国家、社会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展开的，重点关注的是公共权力获得、运行及相关主体参与以及彼此互动的过程。“治理理论”研究在中国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它的基本含义是指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促进社会安定团结、激发社会活力、防范社会风险的一系列体制机制、组织安排和工作过程[2]。“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规范化的区域性治理。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把社会治理与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说是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深刻总结，凸显了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治理方法的创新，体现了社会治理局部与整体相统一、标本兼治的现代社会治理辩证思维。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国家致力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国家与社会关系便成为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关部门对国家和社会治理经验进行总结提炼，为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等不同领域的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势下，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就是维护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利益公平，化解各类现实社会矛盾，努力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领土安全、民心稳定、社会和谐发展。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社会问题是边疆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需要着力化解新的情况下影响边疆地区社会秩序和民生活力发挥的结构性矛盾，让生活在边疆地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国家崛起与民族复兴统一于中华民族主权国家，因而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一母两体”的结构，是当下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行动逻辑和根本立场。“国家意象”在边疆地区社会整体形构中，体现为具有领土疆域界定的地理空间、国家整体利益形构的利益空间、历史文化塑造的情感空间和制度结构形塑的规范空间[3]，边疆安全和边疆稳定是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历久弥新的经典课题。边疆地区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特殊对象和重要组成部分，不只是关系到边疆社会秩序构建的区域性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家主权独立、疆域完整的战略性大问题。与此相适应的边疆地区文化软实力建设，关涉到边疆安全、边疆稳定、边疆和谐和边疆发展全局，凸显了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问题。边疆地区通过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途径，加强并强化边疆居民稳定的国家认知和国家意识，是边疆地区区域治理目标实现的主要方式。边疆居民对国家认知和国家意识功能的增强，根源于边疆居民对国家主权性公共空间的确认、表达与维护，是捍卫这个国家主权性公共空间的双重力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边疆地区社会治理都必须凸显边疆居民的主体地位，构建边疆居民与内地居民共享的主权性公共空间。即是说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是整个国家与边疆社会互动的系统过程，国民同创、全民共享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则是这个互动系统过程有效运转的坚实基础和情感纽带。

文化软实力是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基石。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活动，是国家整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活动又有它本身的特殊性，在组织和进行边疆社会治理活动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它的边疆性、民族性和系统性。不能把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活动，仅仅看成是某个具体民族地区、具体族群、具体方面的治理过程，需要在国家治理的整体视域下，科学而合理地研究解决边疆地区社会问题的方案和措施。尤其是在“非传统安全”已成为新时代边疆安全主要形式的前提下，边疆地区的国家属性，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国家属性，凸显了边疆地区文化软实力建设，在边疆地区社会治理与国家文化安全中的战略地位。一个以国家文化底藴为基础构件的文化“软边疆”，本质上就是一道以“硬边疆”为基础的、牢不可破的国家安全屏障。由于边疆地区独有的边缘性和前沿性特征，一方面决定了边疆地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前沿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决定了国家文化在边疆地区相对薄弱的现实状态。从边疆安全建设的视角看，边疆安全建设的重要标志是“国家认同”，认同结构本身就包含着边疆居民对国家归属感的认同，这种认同源自于他们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心理感受与历史记忆，体现在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自觉接受，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敬仰、传承与弘扬。因此，边疆地区社会治理中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必须遵循与边疆治理体系相适应的价值体系的指导。这个价值体系的内涵就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体，功能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有利于促进社会生存发展、长治久安的文化软实力体系。说到底就是要促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地区社会里得到广泛传播与传承。新时代边疆地区文化软实力建设，既成为“文化边疆”构筑的基本环节，又成为国家“边疆治理”的核心构件[4]。从边疆治理实践的角度看，在当下境外敌对势力仍然在不断加强对边疆地区进行文化渗透、宗教干预，极端分子的分裂活动和极端暴力恐怖事件频发的情势下，边疆地区的部分区域事实上已经出现敌我立场的博弈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的边疆文化软实力建设，实质上就担负着对内整合和强化治理功能的责任，对外应对文化主权边疆功能弱化的挑战。从边疆治理方式的视角看，文化软实力建设是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一块稳固基石，边疆文化的治理功能与国家文化的安全功能，日益成为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突出的核心问题。“文化软边疆”与“边防硬边疆”的双重建设问题，已不再只是一个权衡与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实现共生共荣、融为一体的现实而重大问题。

文化软实力是边疆治理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中华民族是当代中国基础性的政治资源，中华文化是56个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之集大成。它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又是边疆治理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56个民族文化的精华共同融合成“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精华融为一体的“多样性文化”。历史上任何一个具体民族的解体与消亡，从来都是与该民族成员对文化认同的程度密切相关的。因此，当下边疆地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轴任务，就是要弘扬和发展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当下各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的母体，它潜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集体良知”和“文化密码”。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四个自信”当中，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不是“非边疆地区”多样文化的安全取向问题，而是通过边疆地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路径，以隐性安全屏障的“文化戍边”活动，有效地实现边疆地区的社会治理和国土安全治理。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最终成效的好坏，根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文化建设的实际效能，取决于边疆治理中文化软实力对内“认同整合”、对外“文化戍边”双重功能的有效发挥。边疆地区社会整体是由各个社会利益主体组成的，具有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显著特点，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在强调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整体推进的时候，除了必须按照国家治理任务的需要和进度安排之外，还要注重突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重点和特色，在具体操作上，千万不能够像过去那样搞“一刀切”。需要把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放在国家整体治理的大背景下思考决策，决不能单纯地强调治理层次上的“碎片化”“零散化”。在技术操作上，边疆社会治理必须实现“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碎片走向整合”[5]。整合国家边疆治理的多重社会力量资源，有机融合56个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有效整合现代政治理性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形成牢不可破的纵横协作、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是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边疆”构建的根本路径。为此就要形成强大的国家文化内部传播机制，制定边疆社会的文化教育发展方略，牢固树立边疆居民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提升他们融入国家主流社会的自信心和能力。与此同时，还要强化边疆地区居民的当代“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因为“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既包括认知层面的认可和赞同，也包括情感层面的归属和依恋以及行为层面的支持和拥护，它是边疆地区居民安身立命最主要和最现实的政治基础。要强化以边疆地区为阵地的边境文化对外的辐射机制，通过边疆地区以文化对文化的渗透与反渗透斗争，防御和抵制境外敌对势力文化对我国边疆的渗透与辐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边疆地区文化软实力这种对内整合、对外辐射双重功能的发挥，既有利于巩固边疆社会的国家形象，又有利于以文化为武器戍守边疆。国家文化软实力这种对内整合与对外辐射机制作用的发挥，须臾离不开制度和法治保障，任何不利于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和谐、发展的文化形态，都应当依法受到国家法律规范的规制；任何干预、渗透、破坏中华文化建设和弘扬的敌对行为，无论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都必须义无反顾地予以严厉打击。

三、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化程度较低。在边疆地区尚未实现协调发展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化程度低、跨境人员往来频繁，确实加重了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压力。譬如，本人带领的课题组在云南边境调研中了解到，云南省的边界就与越南、老挝和缅甸等国家接壤，云南省境内有4060公里长的国境线；沿国境线分布着25个边境县、1000个边境乡镇、2055个边境行政村；拥有13个国家一类进出口岸、9个国家二类进出口岸、90个边民互市贸易通道、103个沿边“边民贸易互市网点”，还有无法准确统计清楚的边民通道、便道、暗道。这些地方都是境内外不法分子寻求偷渡出入境的聚焦点所在，客观上增加了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和安全压力。加之边疆地区有些社会组织，镶嵌在地缘和血缘关系网之中难于自拔，对社会治理和公共精神的关注多偏于狭隘，多数社会组织目前还处于“碎片化”“条块分割”的状态之中，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高度同质化现象还相当突出。这种涣散疲软的社会组织化状况，很难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境外不法分子无法通过边境口岸偷渡出境的情况下，他们便把目光转而投向“自然通道”附近的居民身上。他们往往给居民一些物质实惠和丰厚的“好处费”，致使这些边民便铤而走险地为不法分子带路抑或充当司机代驾。中亚各国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东突”分子，陆续从西北边境秘密转向西南边境地区进行偷渡，给西南边境地区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威胁[6]。因此，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边境沿线的乡镇，应当通过军警民共建共治共享方式，提升当地社会治理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应当不断强化和优化边疆地区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依法营造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良好社会治理氛围；应当增强边疆地区党政干部巩固国防的责任意识，引领当地边民和社会组织提高边境防控能力。地方政府应当尊重和强化边疆地区社会组织主体地位，积极塑造和培育民族地区公共精神，营造良好的社会组织生态系统，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健全支持保障体系，提升边疆地区社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综合治理能力。在宏观环境层面，要逐步解决事实上存在着的“政社不分”问题；在中观政策层面，要逐步做到工作重心下移、给基层单位赋权增能；在微观操作层面，要逐渐满足当地群众现实的、多元化的利益诉求。

边疆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不到位。边疆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促使国家意识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实现良性互动。从边民文化认同上看，民族文化是各个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和表征，是这些民族群体内部相互认同的联系纽带。尽管边疆地区绝大多数地方已经摆脱抑或正在摆脱恶劣的贫困状态，边境地区多数居民家庭已经或正在进入殷实小康水平。但是作为“想象和表征”的民族文化并没有同步跟进，有些人不适当地成为某些境外“敌对外来文化”的追捧者，拾人牙慧、总觉得“外国的月亮圆”。从边民精神追求上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后，由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显著的、根本性的改变，边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期望值愈来愈高，对幸福生活的需求日趋多元并呈现出超前性。但是居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和精神素质却没有实现同步提升，社会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与普通民众急遽改变现实生活状况的期望值之间呈现一定的反差，于是在有些人身上就发生了突破“法治底线”“道德底线”的越轨行为。为此上级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加大对边疆地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投入力度，扎实提高边疆地区精神文明共建、共治、共享水平，着力提升边疆地区居民精神文明整体素质水平。美好生活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共同向往，其中，物质诉求是人们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基础。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秩序的构建，既需要全体居民齐心协力、和舟共济、共度维艰，更需要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说到底，是边疆地区美好生活构建的基础要件。从人们的心理层面看，社会转型通常伴随着个体心理秩序的重构，整个社会易于滋生心态失衡和人们情绪的焦虑。从社会治理层面看，社会转型通常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改造与重建，因而易于导致社会分层、区域分化以及精英群体与边缘群体产生矛盾与纠葛。由于在某个时期内因精神文明建设不到位，往往使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不得不面临转型的危机和发展的阵痛。义不容辞地守护好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既是边疆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文化基础。这也即是说，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构建的基本目标，已经天然地囊括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维护。从社会层面看，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各民族群体提供了共享的“文化符号”，有利于推动各民族形成牢不可破的国家共同体。从个人层面看，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既是所有社会成员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托，又是每个人灵魂安顿场所和心灵逗留的港湾。再从国家层面看，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体现为中华民族振兴的软实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基石[7]。

边疆民族地区法治文明程度普遍不高。“礼法合一模式”是当代国际社会通行的一种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表明法治国家对民族地区民众的“自主性”给予较大的空间，可以说

它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民主化和公开化的重要体现。在以农业生产和农耕文明为主的传统社会里，无论是在人们的生产领域抑或精神生活领域里，封闭性往往限制了人们社会交往的范围，更制约了人们观察社会问题、分析社会问题的眼界，使得整个生活在农耕社会里的人们，处于相对隔离的自我封闭状态之中。同时由于民族成份多元、民族传统各异和民族文化多样性，如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中，通常并不是“法治”主动纳入“礼俗”，而是法治被动地嵌入“礼俗道德”，甚至有部分“从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居民，居然至今认为自己是“上帝”“神”的子民，对自己的公民意识较为淡薄[8]，致使这些地方居民的法治文明程度普遍较低。边疆民族地区这种人们思想觉悟上的差异性，说到底是由边疆地区文化的特殊性决定的。譬如，世代生活在边疆偏僻、边远深山地区的人们，他们的“人伦血亲观念”和“宗族意识”一般都较为强烈。他们不习惯于使用法律解决邻里乡亲之间的矛盾纠纷，而习惯于使用乡规民约、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来处置邻里乡亲之间的矛盾纠纷问题。由人们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在本质上与法治文明存在着较多的价值冲突，因而人们往往在情、理、法之间的次序上难于协调一致。即使如此，也必须正视和肯定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历史悠久，尤其是各种社会治理模式更迭交替，如“乡规民约治理模式”“政教礼法互嵌模式”等，毕竟为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推进积累了丰富经验。随着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边疆地区居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边民群体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也相应得到提升，他们对政治的期许也逐渐由“善政边疆”转向“善治边疆”。在边疆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始终是社会治理的引领力量和主要责任承担者，政府的良法善治便成为边疆地区居民政治期许的焦点。政府依法治边、居民同心戍边，是实现边疆善治和提升边疆法治文明的关键环节，社会治理必须坚持文化认同的法治原则。边疆地区每个公民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分子，“从严执法”“全民守法”，要求边疆地区牢固树立对法治的理性信仰，将法律规范作为政府和公民行为不可逾越的底线，自觉地担负起对边疆社会治理和边疆安全的责任和义务。边疆民族地区要通过文化软实力建设来消融某些事实上的文化隔阂，建立对于中华民族的国民文化认同，促使部分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人们跟上时代的步伐，实现从他们的“民族身份”向“公民身份”转变，在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中，自觉地遵守社会公共道德规范、职业道德规范、家庭美德规范和个人品德规范。

四、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法治举措

动员边疆地区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基层社会治理，要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9]。可以说多元参与、共同协作是边疆善治的精髓。只有借助社会组织和多元主体之间的通力合作和优势互补，才能够产生“1+1>2”的社会正能量，最终实现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绩效的最大化和最优化。从公权力运行的视角看，“统治”是自上而下垂直的、单向度的管理模式；“治理”则是凭借多元主体相互之间的协商与合作，从而实现对社会事务管理的模式。在任何一个法治昌明、治理有序的文明国度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治理、共享治理成果必定是其常态化状态。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由于是一个相对边缘的异质性社会，同时又是一个包容的开放性社会，各种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在西南边疆地区较为活跃。这就需要准确地把握和主动地适应当下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促使基层社会治理由过去政府为单一主体，转变成为政府主导、基层社会组织多元共治的新型治理格局。当下尤其要厘清治理主体和主要治理责任承担者，依法依规明确地方各级政府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责任承担者，地方政府要妥善动员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活动，进一步完善治理机制、创新治理方式，主动从原来的“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性政府”转变，从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变，从过去“管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实现政府对社会治理由“善政”转变为“善治”。各级地方政府应当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作为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抓手，积极引导、充分调动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推动形成边疆地区多元共治、富有活力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尤其要建立畅通有序的各方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和权益保障机制，从治理体制、机制、结构、过程和手段诸多方面共同推进社会综合治理。要在充分利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继续发挥以往社会治理优势和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整合国家、市场和社会有效资源，以边疆当地居民为主体、扩大社会力量参与主体，通过军警民共建、稳疆固边等社会治理活动，进一步增强边民群体的民族认同感、社会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尽快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元共治新格局，实现边疆地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边境安宁和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社会秩序。边疆地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活动，有利于撬动沉睡的传统文化资源，缓解民族地区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压力，有利于解决边疆民族地区组织化程度不高、社会资源分散的突出问题，可以更好地调动和整合社会闲散资源、提升民族地区基层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造血功能”。还必须提到的是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习惯法”，对乡村治理、对少数民族群众具有一定的约束力，能够起到成文法意料不到的积极作用。譬如，侗族的“侗款”、彝族的“家支”和瑶族的“寨老”，就属于利用乡土力量进行社会控制的“民族习惯法”和传统法治文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四川彝族自治州禁毒协会”，就曾整合彝族“家支”的民间力量，通过“歃血盟誓”等传统法治方式，为帮助和促进吸毒人员回归社会做出了贡献[10]。

加强边疆地区法治文化建设。这里所论及的“边疆法治文化”，是指符合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的诸多特点，有益于边疆社会治理和边疆建设的社会主义文化。当下边疆地区法治文化建设要促进和突出边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同，找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边民的价值契合点、利益汇通点和情感共鸣点，实现边疆地区法治文化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美结合。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11]，这里面自然就包括了边疆地区法治主体的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元素。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发达地区比较起来，起码有三个具体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1）边疆地区多处于边远山区和深山老林，交通和信息流闭塞、市场经济不很发达；（2）边疆地区居民受民族宗教和传统习俗的影响比较深；（3）边疆民族地区国民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比较而言普遍比较落后。要提高边疆民族地区居民整体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就必须从这三个实际情况出发，决不能采取内地“一刀切”的套路进行。“民唯邦本，本固邦宁”。民生安全和民生保障是当下边疆民族地区最大的政治，让世代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居民过上舒心安宁的幸福生活，是当下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的重要目的之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以解决民生问题为突破口，强调要把国民教育、就业创业、收入分配、医药卫生和社会保障，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点和重点领域进行，明确提出要围绕民生改善实施一系列改革举措[12]。因此，在依法推进边疆地区整体治理的过程中，既要加强“法治文化”软边疆的建设，更要加强“民生保障”硬边疆的建设；既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共性规律，又要凸显边疆法治文化本身的特殊性和个性。边疆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治文化必须彰显法治精神、法治原则、法治理念、法治价值的精髓，必须服务于以边疆地区农村为基本状况的基层社会治理活动。同时由于边疆地区毕竟是国家的边缘地区和特殊区域，其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内地比较起来确实存在着诸多根本性区别。因而在构建边疆地区法治文化体系、解决边疆地区治理实际问题的时候，还必须从这些根本性区别和实际差别出发，创建一种既适合边疆地区民生实际情况，又有利于国家主权统一、国家安全、边疆和谐稳定的法治文化体系。边疆民族地区本身固有的一些乡村治理的经验做法，如“民族习惯法”“乡规民约”等，本身就是一种辅助国家成文法施行的行为规范，对边疆居民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引领和约束作用，逐渐形成了一套有利于乡村社会治理的观念文化。尽管习惯法和国家法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调控系统，但是习惯法和国家法又都是人们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形成的行为规范，都是为保障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和有序发展的重要手段。因而在加强边疆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普及提高的同时，还必须关顾到当地传统文化、民俗习惯的特殊性和适应性，充分发挥“民族习惯法”“乡规民约”的积极作用，引导和促使边疆民族地区的宗教法文化、习惯法文化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相适应，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合边疆地区实际的法治文化建设道路[13]。

推进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工作，一定要坚持文化认同的法治原则，把边疆地区居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结合起来，以文化为根基、经济为纽带、法治为抓手抓紧抓实。要倡导和培育边疆地区的法治文化，引导边疆地区居民认同和崇尚社会主义法治，注意通过循循善诱的途径把法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推进边疆地区社会协同治理孕育更多的新型主体。要按照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要求，科学设定基层社会治理目标、任务、范围和工作标准，推动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深入基层、深入人心，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社会诚信”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边疆地区治理法治化建设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边疆地区各级政府和公职人员要率先垂范，自觉地遵守法律法规、社会道德和公序良俗，自觉地成为社会诚信的楷模和诚信风尚的引领者。与此相适应，还要进一步完善对道德失范行为的惩戒机制，严防道德领域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现象。尤其要在总结边疆地区法治化治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健全基层网格化治理体系、执法监督体系、协商调解体系和效果评估体系，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执法规范建设，为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法治环境。边疆治理法治化建设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实现“法治方式”与“策治方式”的有机统一，促使依法治理成为边疆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从社会规范的视角看，尽管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冲突，但是无论是乡规民约还是民族习惯法，对乡村社会治理和社会安全秩序，都具有一定的人心约束力和积极的社会效用。乡规民约一般都是当地居民在生产生活中，就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重要事项，通过村民之间的广泛沟通、集体讨论和民主协商程序，最终确定下来的大家必须共同遵守的基本条款。乡规民约与民族习惯法具有异曲同工的功效，对当地居民行为规范的形成具有自觉性和权威性，能够起到国家法律难于达到的积极效果。构建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的良法善治，必须考虑居民的民俗习惯，尤其是政府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需要把当地居民普遍遵守的习惯法与国家法结合起来，培育边疆地区居民对国家法律的普遍认同、普遍尊重和自觉遵守的良好习惯。在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进程中，还需要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引导和规范居民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模式，建立健全行政村多元治理的法治规范体系，促使当地的乡规民约与民族习惯法成为国家法的有益补充，实现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视角看，公共服务是政府实施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对于推进边疆地区治理法治化建设、维护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边疆地区地处边远、交通不便，“流动公共服务”便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深受边疆地区群众欢迎的服务方式。流动公共服务是一种让公共服务流动起来、活跃起来，由政府部门主动上门为服务对象提供公共服务事项的特殊方式。它作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一种特殊活动，彰显了政府对边远山区居民“一站式”服务的理念，确实是一种有效、便捷和低成本的优质服务提供方式。因而中共中央第六次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着力改善民族地区的民生状况，促进社会的整体公平[14]。这种流动公共服务方式既可以是政府组织直接上门提供，也可以是由政府向市场抑或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既体现了流动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供给手段的多样化，也反映了它作为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多样性。目前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得比较好的“流动公共服务”，仍然是以坚持和弘扬法治文化为主体的公共服务，主要有“乌兰牧骑”“马背小药箱”“草原110”等[15]。对于这样一种有益于推进边疆地区治理法治化的创新举措，需要从一开始就对其每一个具体环节制度化，把顶层设计与基层治理实施方案结合起来，为其提供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和坚实的法治基础。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纵览世界历史，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往往与其民族精神的崛起和民族文化的复兴息息相关。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疑给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民粹主义是当今时代一股不容小觑的社会思潮，其之所以能够得以酿发和广泛传播，既受到一定理论主张的引导，也离不开相应社会心理的推波助澜。

从表现上看，社会不平等心理、政治不信任心理、排外心理和从众心理构成了民粹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

从形成过程上看，正是因为触发、强化、维护三个环节的梯次推进，使得民粹主义经由“社会现实问题激发个体情绪表达、共同利益诉求促成人群积聚、在行为化与组织化中激化和固化集体意识”路径而发展壮大。

民粹主义有时又被理解为平民主义，具有强烈的反精英特征。其实，无论是被贴上平民标签，还是反精英特征的彰显，背后都隐含着对社会不平等的认定，而且是基于不平等的起因、又落脚于平等的追求。

这里的不平等心理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多样，我们可以从具体的物的不平等中抽象出民粹主义不平等心理的类型，即真实的不平等、虚假的不平等；或划分为实际的不平等、扩大的不平等。真实的不平等是指这种社会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其状态的描述或展示是真实的。

民粹主义者的不平等心理并非只在社会生活领域停滞徘徊，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累积加深，势必会上升到政治层面，演化为政治不信任心理。

在现代西方社会，民粹主义常被看成是民主政治的异化状态，既背离西方现有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备受谴责。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与特定社会群体联系在一起，群体内部表现为某种一致性，而对外则呈现出明显的排外倾向，对应着普遍的排外心理。

当前，民粹主义往往与现代化、全球化相呼应，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或者一些国家、地区的基本价值遭到源自外部的威胁时，都会使得民粹主义的焦点由国内问题转移到国际层面，甚至还会与民族主义合流，形成以排外、仇外为指向的

习近平：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社会心理”都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核，也是与习近平新思想相背离的。我们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社会心理”蔓延开来，影响中国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对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