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_侨海网

容闳（英语：Yung Wing，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亦为首名于耶鲁学院就读之中国人，后又创设幼童留美计划，世人称他为中国留学生之父。1876??年，美国耶鲁大学授予容闳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以表扬他对于中国和美国之间文化交流的重大贡献。

容闳年轻时便曾与太平天国打交道，后来又连续参加了自强运动、戊戌维新、君主立宪运动、与兴中会革命等，在满清的最后六十年之中，从太平天国开始，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每一个最重要的运动里都能发现他的身影。

容闳在1900年八国联军时期发生的自立军起义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此事件在激发中国人政治思想转变上有所关键作用、又对随后的惠州起义造成了重大影响。这段时期正是革命历史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容闳就在这个思想转变临界点时期里，开始对革命有了新的认识，使得他周围许多维新党人同受启迪，同感保皇主张业已过时。他自己也从此开始，真正与孙文的革命事业产生联系，并在多年的参与和奋斗后，亲身见证了中国革命的成果，在有生之年看到孙文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西学东渐记

一般人对容闳生平的了解，绝大部份是来自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此书容闳用英文写作，题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于1909年在美国出版。自传从1828年容闳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开始，内容详述了这位“中国第一位留学生”的求学经历，讲到他如何进入南京，曾与太平天国的洪仁玕讨论如何将西方科学引进中国，又叙述他如何在自强运动中得到曾国藩与李鸿章的支持，终能以公费选送幼童赴美留学。全书共二十二章，容闳仅在最后一章中轻描淡写地提到1897年的维新变法和戊戌政变，并在述及他因为参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计划而遭清廷通缉后，一语带过1900年曾在上海召开过中国议会，自传便戛然而止。

《西学东渐记》于1909年在美国出版，内容却只写至1898年为止。1898年“变法维新”失败以后，中华志士为了拯救即将被列强瓜分的家园，在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有些人支持君主立宪，也有许多人坚持要革命。书出版时离1911辛亥年只差两年，但容闳却对1898至1909中整整11个年头里发生的事，在自传中不著一字。事实上，当容闳写这本自传时，他早已成为了一个革命者。他当时以80岁高龄还在筹备中国红龙计划，忙着帮孙文筹款起义，这些事情都必须在地下进行，当然不能将相关的一丁点计划内容、人物、地点等公之于世。既然不能讲革命，容闳干脆连他在自立军起义一事中的角色也都避而不谈；而为避免麻烦，索性连戊戌政变也一并轻轻带过。

幼年

1835年，七岁的容闳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并于是年入读当时仍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之马礼逊纪念学校（Morrison School），由独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属荷兰传道会）之夫人负责教导。1839年中英交恶，郭夫人因此离开澳门，但容闳仍于马礼逊纪念学校中就读。同年美国教育家勃朗（Rev. Samuel Robbins Brown）牧师抵达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正式独立。1842年，由于香港割让英国，故马礼逊纪念学校迁往香港，容闳亦随之迁往香港继续学业。1847年，勃朗牧师返回美国，离开时带同容闳、黄宽及黄胜三人前往美国留学。其后只有容闳一人留在美国升学，黄胜因病返港，而黄宽则于1849年转读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容闳赴美后于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Monson Academy）就读，1850年毕业后考入耶鲁学院，为首名于耶鲁学院就读之中国人。1852年，容闳入籍美国。1854年获文学士毕业，其后返回中国。

自强运动

容闳曾经进入南京，与太平天国的洪仁玕会面，提出以西方文明引入中国的“治国七策”，洪秀全则授予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最后容闳拒绝赐封离开。他后来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

美国留学计划[编辑]

1870年，容闳倡议派幼童前往泰西肄业之计划，获其好友丁日昌之赞成，并且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成立“驻洋肄业局”。1872年，120名幼童分批前往美国留学。但随后之数年，驻美公使陈兰彬不断地要求撤回学生，与容闳争论不休，李鸿章从中调停。

然而1881年，留学之事出现变量。李鸿章本欲该批学生进入军校就读，但美国政府当时只允许日本人就读军校，而拒该批学生于外，陈兰彬故主张全撤留学生。无奈下李鸿章本打算让学生们于美就读其他学校，速成回国，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误会其意而下全撤之令，因此“驻洋肄业局”被迫停办，留美学生于出国十年后被迫返国。1876??年，美国耶鲁大学授予容闳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以表扬他对于中国和美国之间文化交流的重大贡献。他的画像悬挂在耶鲁大学名人堂，与同样毕业于该校的乔治·沃克·布什、比尔·克林顿等政界名人肖像并排一起受学生瞻仰。

虽然这次留学活动未能完满成功，但这一批留学生返国后对于中国之现代化均有贡献。当中最著名的为外交官唐绍仪、刘玉麟、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香港政府香港行政局首任华人官守议员周寿臣等。

120名学生留美之际，容闳亦被任命为留美学生监督及清政府驻美副公使，1881年随留学生回国。

戊戌维新

从1862年开始，容闳便亲身投入了自强运动（洋务运动），要将西方的知识引进中国。虽说其努力全遭到愚昧却有效的腐败官僚系统的排挤与掣肘，让他处处碰壁，但他仍屡挫屡起，热心不减。但在1881年，清朝官吏的无知、无能、与无用竟使容闳主办的小留学生运动在施行十年后流产，终于让容闳看清了仅以科学西化来救国之困难。在产生无力感之余决心将注意力开始放在政治改革上，希望能从根本做起，真正有效地改变中国的前途。但类似的挫折接连而来，迫使他稍后在居留美国的妻子重病之际，于1883年失意地回美国照顾她，并在1886年妻子过世后继续在美独自教养两个幼子。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容闳因不忍心隔洋看着祖国灭亡，应召远赴伦敦向外国商借军费，虽所谋因李鸿章与张之洞的踌躇不决而失败，1895年他仍再次回到中国，并于定居上海之次年上奏朝廷让他在中国设立国家银行，结果还是好事多磨，因盛宣怀居中破坏而不了了之。

甲午战争开打不久即决胜负，虽然中国的大败让容闳对救国几乎彻底绝望，但也同时让他有机会在1895年认识了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三个口操同样方言，又在救国认知上产生共识的老同乡之遇合，总算又为容闳在政治改革的抱负带来了另一契机。[4] 中国与日本同在几十年当中努力于西化，且同样是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小小的日本却能轻易地大败华夏帝国，中国知识份子皆认定日本之能够战胜中国，是能在政治上先全盘西化，而清廷始终被跟不上时代的封建官僚制度掣肘。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举人，因公车上书事件一炮而红后，与梁启超在京都组织强学会。[5] 1897年，德国强占中国胶州湾，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俄军进驻了旅顺，英国占领了山东威海，再要求进一步地拓展九龙新界，法国也趁机占领了广州湾，日本更是大打厦门一带的主意，清廷面临了被西方各国瓜分的危机。当时光绪皇帝欣赏康有为的维新主张，让他在1898年4月于北京成立了保国会。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维新于焉开锣。

长期居住于美国，英文造诣极高的容闳，对西方民主政治与国际情势见识极深，维新党人因此对他十分倚重，而在临老之年报国有门，容闳也对维新运动中的各种大小改革，积极参与。“保国会”成立的那一天，容闳亲自到场，当时他已经快满七十岁了，比康有为还年长三十岁，比梁启超则整整大了四十五岁，而他也老骥伏枥，竭尽心力，连下榻之处都成了党人聚集商议之地，俨然是维新派幕后的总参谋长。

不料慈禧对光绪帝维新大不满意，在9月19日傍晚，突然一声不响地从颐和园搬回大内，并囚光绪于瀛台，自己重掌大权。这就是所谓的戊戌政变，维新运动开锣一百天便被强制下档。当时官府在京城里到处捕抓维新党人，容闳、康有为、梁启超、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皆不知所措。他们一同商讨如何请美国公使、英国公使、及日本公使等来营救党人，保护皇帝。康有为离京后，搭乘英国商船到上海，后改乘英国军舰到香港，再由孙文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等陪伴东渡日本；而当时正在北京访问的伊藤博文也帮助梁启超脱逃，让他乘火车到天津，再搭日本军舰到日本。容闳自己则先藏匿于上海租界数月，再于1899年辗转逃往香港。

筹备东南大起义

一开始维新党人在清朝体制内寻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变后他们却成了被官府缉捕的罪犯，只能拿起枪杆子来暴力革新了。其实在“戊戌政变”之前，维新派与革命派就多有联系。戊戌政变使得这批人又同成天涯沦落人，有鉴于此，宫崎滔天、犬养毅（日本当时之极右派政客）、以及其他热心支那问题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兴中会”（孙文）与“维新派”（康有为），希望两党能携手一同造反。

过了一年多，兴中会与维新派合作的机会来了。1900年夏，义和团十万之众进入北京，大肆屠杀洋人与信洋教的中国信徒，引发庚子事变，最后导致八国联军进据北京，逼得慈禧与光绪逃离京都，避难于西安。虽然东南各省依东南互保来避免被战事波及，但全中国在一段日子里还是处于无中央政府的危险状态，两派人士都觉得这是天赐良机，此时发难最有成功机率。早在义和团拳匪还局限于山东与直隶时，容闳便已积极往返新加坡，会见康有为，为新加坡富商邱菽园以及前台湾民主国的义勇军统领丘逢甲等拉线，商讨“维新派”在长江流域和广东地区武装起事的细节。容闳更与“兴中会”里偏向杨衢云的一派人有直接联系，例如谢缵泰等人在戊戌六君子之一康广仁死后，还能与维新人物互通声气，便是容闳与兴中会多年来居中连络的结果。容闳与“兴中会”的另一道联系是透过小他三十七岁的族弟容星桥进行的。容星桥是1874年第三批留美幼童，仅九岁便被送至美国。当无能的清朝于1881年撤回包括容闳在内的留美全体师生时，容星桥早已考入耶鲁大学。被迫回国后，容星桥曾在北洋海军中服务，稍后从商，在1891年与孙文义父关元昌之女关月英结婚，在婚礼中结识孙文，从此成为挚友。孙、容与关景良（关月英的哥哥）三人曾以兄弟相称，容星桥更在1895年加入香港“兴中会”，以孙文在汉口代表的身份在当地联络革命友人。[15]

孙文与梁启超对中国之改革很早就有共识，认为要成功必定要双方同志携手并进。梁启超在夏威夷致力联合两党，他甚至说要“举皇上为民主总统”，始能结合两派原本水火不相容的目标，藉以联合革命与维新力量。

这个伟大的联合武装起义在当时虽无正式名称，但不管维新党或是革命党，都通称此计划为长江中下游与广东的中国东南大起义，范围包括湖北、湖南、安徽与广东，武装力量则由几万人的会党群众与清军士兵组成。“会党”的力量来自遍布于长江流域的哥老会与两广的三合会，此两会皆是洪门（天地会）的支派，在毕永年与宫崎滔天的努力下，两会于1899年冬与兴中会结合，成立了兴汉会，并一致推选孙文为总会长，以便伺机在湖北、湖南与广东同时大举。军人同志中有一部份从张之洞训练的新军而来，湖北新军身处于两湖维新之地，因此士兵中多有传播维新信念者，加上张之洞遣派优良学子赴日留学，他们在日本与革命党人接触过后，皆兴奋地将革命信念带回两湖新军。除此之外，长江水师与绿营中人受“哥老会”薰陶后，也都积极投入起义计划。

这个群聚里人际关系复杂，但大多数都在维新与革命阵营中左右逢源，如唐才常、容闳、毕永年、林圭等。许多主要成员甚至身兼维新党与革命党的双重领袖身分，比如起义时任前军统领的秦力山与吴禄贞就是。 1899年终唐才常和林圭离开日本，返国准备起义事宜时，孙文、梁启超、与宫崎滔天就都同来送行祝福，孙文还特别关照林圭返湘汉之后，务须与在汉口的容星桥接洽。稍后在1900年4月，容闳代表维新派，同香港的兴中会会员陈少白、杨衢云、谢缵泰等联系，继续商讨两党联合起义的细节。

自立军发难

1900年６月21日慈禧下诏向英、美、法、德、义、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但东南各总督公然抗命。他们对列强解释，说宣战是朝廷在义和团胁持下所发的“乱命”，仍坚持与外国各使节及商人保持友好，以免东南各省遭受战火牵累，这便是近代中国史上所称的东南互保运动。同时在清廷管理不到的上海租借，一群人则正殚精竭虑地为了近在眼前的联合起义而准备，其主要筹划人是湖南的唐才常。唐与戊戌政变时被杀的谭嗣同是同乡好友，因此恨死了慈禧，立誓要救出贤能的光绪帝以续成其未完成的君主立宪计划。与唐同乡的毕永年也曾在1897年加入谭嗣同与唐才常在长沙创办的南学会，三人是维新运动里公开鼓吹西方民权自由的激进派，立场介于传统维新党人与孙文的革命派之间。唐才常早在1900年初，于东亚同文会的支持下秘密组织了“正气会”，对外则托名“东文译社”，又在1900年3月改名为自立会，因他的激进派立场遂能同时号召清军士兵及“兴汉会”里的各会党人员，使两湖的准备工作到了七月中旬逐步就绪。这支力量中军人方面由秦力山、吴禄贞等人领导，会党方面则由身为哥老会龙头的毕永年来联系。容闳从香港偷渡至上海，代表维新党人，而容星桥也从汉口赶至上海，成为革命党人的代表之一。

1900年7月26日，这批人在上海愚园招开了一场热烈的会议，有称为中国议会者，也有人称为中国国会。会中投票选出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唐才常、汪康年、郑观应等十人为干事。容闳以英文草成对外国宣言，曰：“决定不承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议会决定以自立会为基础成立自立军，订8月9日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时起事，北上杀了慈禧太后，营救光绪皇帝，再建立汉人执政的君主立宪国家。惟会中维新人士占多数，与偏向革命之士针锋相对，还在最后关头为了起义的最终目标不同而起争论。议会招开前不久，毕永年才为了他的挚友唐才常最终不肯放弃“保皇”立场而黯然离去。一年前，梁启超在日本将维新党人章太炎（章炳麟）介绍给孙文，经过了一段革命薰陶，章太炎也学会开口闭口排满。他大闹会场，主张驱除会议中的满人代表与蒙古人代表，并且发誓不与满人光绪同存。闹完后又戏剧性地找来一把剪刀，当场剪断了自己的辫子，以示他不再当满奴的决心，将尚有可为的合作氛围一扫而光。

中国议会采取了折中路线，虽然力主“保皇”，但也坚持“立宪”与“普选国会议员”；所谓保皇者，取悦维新党人也，而普选者，则安抚革命党人也。盖任由全中国的老百姓自由选出议员，当不会有半个满人中选，自能保证全中国的政治由汉人一手包办。有心居中撮和的梁启超频频以此劝诱革命党人加入联合起义，说这是“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但他在维新派内却又力持“名为革命，实则保皇”之说，让许多革命组织到最后觉得受骗了，纷纷脱离此大联盟，如孙文的“兴中会”与遍布广东的“三合会”便因此没有被正式列入自立军起义计划里。虽然如此，“自立军”里确实仍存有极大的革命力量。当时国内知识份子与海外华侨仍普遍支持维新党人，康有为流亡北美洲与东南亚、到处兴办“保皇会”分会，受到华侨的热烈支持，仅北美之行就获得六十万美元巨额捐款。与之比较，革命党的孙文在美国东奔西走，总共也不过就募了个几百块美元。起义固然靠人，确也离不了钱，没有钱就不能置办军火，也不能养活起义所需的人手。就以不久前才加入“兴汉会”并立誓效忠孙文与革命党的“哥老会”会友来讲，他们在这时也只能对现实低头，终被维新派收买劝服而编入了“自立军”。

当时新加坡富商邱菽园早先已与容闳商讨联合起义，他认捐的二十五万元也早已汇至，做为起义的基本用费。自立军众人摩拳擦掌，就等著坐镇新加坡的康有为将华侨为“保皇会”所捐的款项汇至即可举事。康有为称手中已握有北美华侨所捐的六十万元，但他扣留了四十万元，只答应将剩余的二十万汇给唐才常。起义日期8月9日前夕他还因自立会中满布革命党人疑惧不已，认为自立军可能劫持他的保皇运动去搞“实革命”，为此他一再拖延汇款，许诺的二十万元最后连一分钱也不汇至，导致自立军粮饷不继而造成一片恐慌，会众纷纷离去，逼得总司令唐才常不得不下令延期起义、改订为8月22日。原订的8月9日到了，湖北新堤右军、湖北汉口中军、湖南常德左军、安徽安庆后军、与武汉总会皆按兵不动，却不料统领安徽大通前军的秦力山与吴禄贞因未获得延期的消息，仍然如期发难，他们一鼓作气占领了大通县城，但终因孤掌难鸣，在与清军激战七日之后退走九华山。

自立军失败

同时在华北，八国联军两万人已在8月2日从天津出发，沿着北运河两岸北上，直攻北京。8月9日秦力山与吴禄贞在大通发难时，八国联军已攻破了清军在北仓镇所设的防线，直隶总督裕禄战败自杀。8月9日当天，李秉衡的军队在南下迎敌的路上与联军相遇，败退至通州时部队已经所剩无几，李秉衡最后服毒自杀。自立军大通前军还在大通苦战清军时，八国联军8月14日已攻入了北京。到了8月16日晚上，联军占领了北京全城，慈禧、光绪和一众满清权贵仓皇出京，避至城外的怀来县。

这时全中国都屏气凝神，睁大眼睛注视著八国联军如何走下一步棋：假如联军赶尽杀绝，欲致慈禧于死地，那“东南互保”的各总督就要执行协议好的独立自保计划。关键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早已洞悉“自立军”的整个布署，连起义从8月9日延至8月22日的情报都已掌握，容闳所草拟的、定于8月24日发给列强的《通告友邦书》，他自然也应该知悉，之所以还任凭自立军在眼皮下自由活动，为的只是观望局势变化，因为随时都还有可能要招揽自立军来助成他自己的独立计划。何况张之洞与此次起义的领导人也都拥有特殊关系，例如唐才常早年曾就读于他在武昌创建的新式学堂“两湖书院”，吴禄贞是他公费保送到日本学习军事的，章太炎更曾应其邀赴武汉办报，而容闳曾经也是他的重要幕僚。

慈禧逃至怀来县后，在8月20日，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罪己诏》，让光绪帝谴责他自己支持“义和团”的不智之举，以谢天下。八国联军得此消息后同意就此打住，不再扩大侵犯北京以外的土地，全中国至此才终于喘了一口大气，相信洋人不致于要瓜分中国。发布《罪己诏》隔天，也就是自立军起义日前一天的21日，张之洞包围了英国租界里的自立军总部与各机关，当场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二十多人。鉴于起义的主事者与自己的暧昧关系，必须立即斩草除根以杜后患，他次日清晨更马上下令，将唐才常等悉数杀害。退往九华山的秦力山、吴禄贞得此恶耗后决定解散部队，不久湖北新堤右军的起事也跟着溃败。接下来两湖、安徽、江苏等各省官府开始全力缉捕“哥老会”会众，杀了上千人。“自立军”起义至此宣布失败，秦力山与吴禄贞逃回日本。

惠州起义

自立军事败后，容星桥与容闳也逃脱了，他们与甫从南洋途经日本抵达上海的孙文会合后，于1900年9月1日一起由上海乘“神户丸”轮船潜赴日本。三人不只在旅途密商，到达长崎后又继续在旅店里闭门长谈。虽然孙文与容闳同是广东香山人，也曾为了联合起义与对方的人马接洽联系过，但孙文对容闳从来只是遥相心仪，要到了这次海上相遇并经长谈，两位同乡的传奇人物才真正有了接触。长久以来容闳对孙文的印象全受自他人，此时才发现“其人宽广诚明”，不禁勉励孙文要有“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大志”。而这次“自立军”虽能收揽孙文的部份人手如毕永年、林圭、秦力山、吴禄贞、与“哥老会”等，却也因康有为据款不汇而造成自立军起义还未全面展开，便被张之洞彻底消灭，更使得“兴中会”来不及在广东发难响应。大势使得即便孙文要勉强招集残余的“三合会”会众来单独起事，他们此时薄弱的力量恐也无补大局。虽说如此，经此大变的容闳却因此对未来有了定见，不但确信非革命无以救中国，也开始对孙文鼓励有加，要他再接再厉，因而加强了孙文继续南下台湾，加紧筹划华南起义的决心。历尽沧桑的容闳从此就再也不是个“维新人”了，他决意以行动全心加入“革命”行列，而孙文则更拟对他委以重任，打算一等起义告捷，就要请容闳与何启一起在新政府里主持外交大计。

两人长谈取得共识后过了一个月，1900年10月6日“兴中会”与“三合会”终于在惠州发难，郑士良及黄福带领会党党众、日本浪人、与南京东亚同文书院的师生（日本间谍），一口气占据了三洲田，不久前才离弃自立军的毕永年也回来共襄盛举，乡民皆拿起锄头来加入，义军从六百人迅速增至两万人。先前兴中会曾多次援助反抗美国的菲律宾独立军，独立运动失败后菲律宾友军乃将他们购买还库存在日本的大量枪械弹药交给兴中会，此次惠州起义便打算用这些军火长期作战。但没想到开战后宫崎滔天去开仓运械，却发现中间人中村弥六私吞了军费，只贱价购买了大量废械旧弹来搪塞。另一方面，孙文也刚与尝试出兵占领厦门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达成协议，约定只要革命党能在广东与厦门造成混乱局面，日本不但就会从台湾出兵厦门，还会供给革命党武器弹药。惟天不从人愿，晴天霹雳随之而来，日本政情的突变，迫使台湾方面撤销了早先的一切约定。起义军在枪械弹药接济无著的情况下，仍与真枪实弹的清军僵持了把个月，最后郑士良无法再撑，只得于11月7日解散部队，“惠州起义”遂告失败。

革命事业

1900年的庚子“中国议会”与“自立军”事件，是中国人在政治制度上从“君主专政”走向“民主共和”政体的一个心理转折点。在自立军以前，国内的知识份子与海外的华侨皆普遍支持维新党人，革命行动大抵无人敢问津。如孙文1895年发起“广州起义”时还必须假借“农学会”的名义，才能让仕绅从钱包里掏捐革命经费，失败后又被老百姓骂成是一群贼党，可见一斑。1900年因“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特殊关系，才促进了维新党与革命党尝试携手合作的意愿，虽然联手起义最终仍告失败，但两批人马却已经建立起庞大有效的通联网络。“自立军”的失败更让维新人对清廷的官僚失望透顶，这个卡在被囚的光绪帝与他们之间的庞大官僚制度，逼使维新党人终于承认无法以渐进方法来革新中国的残酷现实。除了少数如康有为等顽固人物还继续保皇，大多数的维新党人都已在1900年后背弃了“君主立宪”运动，自发性地追随了容闳的带头作用，开始铁了他们的心，全力拼“革命运动”去了。

容闳经历了“太平天国”、“自强运动”、“戊戌维新”、与“君主立宪运动”，他之一路走来却最终投入革命，实际上已对“保皇立宪”运动划上了大半个句号，并真正把“排满革命”的意识带入政治革新运动的主流。

而事实上，容闳在1900年后确也曾经三次亲身参与过起义计划。第一次是1901至1903年与“兴中会”的谢缵泰、邓荫南、李纪堂、及太平天国旧部洪全福等密谋于广州再次起义，希望建立大明顺天国，众人拟推容闳为起义成功后临时政府的大总统。第二次是在1909年，容闳将康有为身边的两个美国人实际拉进了革命圈子，他们一个是军事训练家荷马李（Homer Lea），另一个是财政界要人布思（Charles Beach Boothe）。容闳与他们提出了一个中国红龙计划，打算筹款五百万美元，购买十万支枪和一亿发子弹来支应孙文的革命。第三次则是1910年的长滩计划，它是“中国红龙计划”的实际行动，为此孙文还到加州长滩出席，亲身参与了这个军事计划的商讨与内容拟定。

容闳与马克吐温

当年有一位学者牧师Joseph Hopkins Twichell（推切尔）在耶鲁法学院演讲表扬容闳，这一篇演讲稿后来被收入《西学东渐记》，成了该书的代跋。推切尔牧师是容闳的好友，曾在1875年主持容闳的婚礼。同时他也是文学家Mark Twain（马克吐温）的终生挚友，当年马克吐温结婚时，他长途跋涉至埃尔迈拉市为马克吐温主持婚礼，而当马克吐温的妻子与三个享年不永的孩子相继离世时，也都由推切尔主持葬礼，最后连马可吐温自己的葬礼，也同样委由他负责。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他亲至纽约主持马克吐温的追思礼拜，老当益壮的推切尔在礼拜中多次泪流不止，祷告时也是泣不成声。

在发展幼童留美计划的这九年与往后几年间，容闳在康乃狄克州的活动多以哈特福市为中心。从他的留美事务所至推切尔的教会信步可达，而马可吐温、推切尔与容闳的家屋，也都分布在市中心几条街的范围之内。从这三个朋友各自所写的书信里，可以看出马可吐温与容闳间确实有多年的交情。从1875年马克吐温在他新盖的新英格兰豪宅里招待容闳开始，马克吐温与推切尔曾多次携手为容闳的幼童留美计划游说政府。 1880年清廷打算取消幼童留美计划，为了劝阻清廷，马克吐温曾带着推切尔去会见马克吐温的好友前美国总统Ulysses Grant（格兰特于1869年至1877年担任美国总统），而格兰特也马上发函李鸿章，迫使他暂缓取消学童留美计划，让小留学生们在美国又多待了一年。而为了谢缵泰及洪全福图谋的大明顺天国，容闳更曾在1901年从香港写信给马克吐温与推切尔，试探是否能用中国赈灾的名义从美国国会申请经费挹注。

马克吐温从1870年代起便鼓吹美国人重视在美华人的人权及尊严，在全美一片排华声中，他是少数曾为华人利益据理力争的美国名人之一，常用他妙笔生花的文章谴责对华人有偏见的美国国会与大众媒体。当八国联军在北京奸杀掳掠时，马克吐温更仗义执言，以他著名的讽刺文笔，向美国民众描绘西洋帝国主义与传教士为亚洲殖民地人民带来所谓“文明祝福”的嘴脸。为此他曾写了Goldsmith's Friend Abroad Again、Disgraceful Persecution of a Boy、John Chinaman in New York、Roughing It、Ah Sin、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United State of Lyncherdom等著名文章与剧本，也获得了许多正面回响。马克吐温之所以对东方具此情有独衷的理念，相信其影响多少是来自容闳的。

其他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请容闳归国。但1912年4月21日，容闳于美国去世。

1998年，容闳诞辰170周年，耶鲁大学所在的美国康涅狄格州宣布，将9月22日（当年第一批中国幼童在美入学的日子），公订为“容闳及中国留美幼童纪念日”。

位于纽约华埠的公立容闳小学便是为纪念容闳而命名。

(责任编辑：PAUL Z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