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社团是移居海外的华侨和华人以一定关系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林林总总,数目很多。如在美国,目前各类华侨华人社团的总数超过了1000多个;在泰国,仅首都曼谷就有180多个华人社团向政府注册;印度尼西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华侨社团也曾达到400个左右。据不完全统计,现今全世界约有8900多个华侨华人社团。一般地说,海外华侨华人社团主要有以祖籍地缘为基础的同乡会,以姓氏血缘为基础的宗亲会,以业缘为基础的工商行业团体,以义缘为基础的帮会堂口,以善缘为基础的宗教福利团体,以文缘为基础的文化科技团体,等等。这些社团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影响力非同寻常,是华侨华人在异域他乡求生存图发展的保证之一,对海外侨胞的联系、团结、互助、互济、互卫起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华人社团堪称海外华人社会之筋骨,如果没有社团的组织与支持,遍布世界各国的华人便形同一盘散沙。 华人社团的出现大约始于17世纪初叶。中国人移居海外历史悠久,但聚合成一定规模的华人社会大都始于明代。离乡背井、远居异国,寄人篱下的华侨为了谋生存、求发展,需要组织起来,聚会交流,互助互持,团结御侮,因此随着华侨社会的逐渐形成,形形色色的华侨社团也应运而生。 早期的华侨社团组织是以庙宇、佛寺、神庙等形式出现的,如印度尼西亚三宝垄的大伯公庙,郭六官祠堂,日本长崎的唐四福寺,泰国京都的水尾圣娘庙等。这些庙宇、佛寺、神庙的兴建、维持与组织一般都由侨胞中的宗族或同乡资助,除进行宗教祭祀活动外,还在旅居海外的同乡、宗族间起着联谊团结、宴集聚会、调解纠纷、互相帮助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同乡会、宗亲会的职能和性质。如日本唐四福寺中的兴福寺,实质上是华侨三江同乡(江西、浙江,江苏三省)祭祀与宴集的地方;福济寺、崇福寺、圣福寺则分别是祖籍泉州、福州、广州的华侨聚会与活动的中心。而遍立泰国七十二府的水尾圣娘庙,至今仍是琼侨云集,弘扬海南乡土文化的场所。 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中国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契约华工大批地流落海外,百年间人数累计超过1000万,平均每年在10万人以上。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加和历史的进步,华侨社团组织也更进一步的形成、发展和日趋完善,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华侨社团。 近代华侨华人社团有着明显区别于早期华侨社团的特点,即: 一、大部分社团不再假托宗教神庙,而是以地缘、血缘、亲缘、语缘为纽带,将海外华侨联系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如泰国著名的九属会馆(即潮州会馆、客属总会、广肇会馆、海南会馆、福建会馆、江浙会馆、台湾会馆、云南会馆、广西会馆)就是以方言和地域为依据,将旅居泰国七十二府和几百个县的侨胞联系起来的同乡会社团组织。 二、出现了以维护促进华侨经济活动为宗旨的行业组织和跨地域、跨行业、跨姓氏的新型社团,如菲律宾的马尼拉中华商会和印度尼西亚先前的巴城中华会馆。前者的活动主要包括维护华侨利益和发展华侨商务两个方面,在菲律宾颇具威望。后者是雅加达部分华侨上层人士发起组织的,目的在于加强和促进全华侨社会的团结互助. 三、各类社团无拘大小,均有明确的章程、众多的会员、固定的地址,有经民主选举产生的理事机构,有来自会员无偿捐赠的经费,并经向政府注册,开展活动正常。一些历史久规模大的社团,还拥有自己的房产、庙宇、山庄、医院、学校等物业。 四、社团的活动领域扩大了,除传统的活动外,还兴办中文学校、中文报刊、医院、善堂等各种慈善公益事业;开展中华传统文化宣传教育,处理商务,维护华侨经济利益;为家乡的公共福利事业、国内灾民的赈济以及支援祖国抗战募捐等等。如在抗日战争中,著名“南侨总会”每年给祖国募集捐款达到1.62亿元,相当于抗战经费的1/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地的华侨社团大多被迫关闭解散,停止活动。战后,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出现了分化和组合的发展趋势。各华侨华人会馆、商会、同乡会、宗亲会、善堂、祖祠、家社等社团组织遍布亚、欧、非、澳、南北美五大洲。 然而,战后海外华人社团的恢复和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一些国家,华侨华人社团虽获得短暂的恢复,但不久便被迫关闭解散。如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华侨华人社团曾恢复到200个左右,但从1958年起,印尼政府陆续颁布法令,取缔华侨华人社团。目前,印尼的华侨和华人仅有一些宗教、姓氏宗亲社团组织。在越南胡志明市,战后原有几十个华侨华人社团,十分活跃,南北统一后一度被取缔。1988年以后胡志明市及南方一些地方性的会馆逐渐恢复,但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社团。在柬埔寨金边,50年代时曾出版5种中文日报,7种中文杂志,1967年后全都被封闭,全国的华侨华人杜团也随之不复存在,直至1990年后才在柬政府支持下恢复。古巴的华侨华人社团则名存实亡,人去楼空,十分冷清。 但就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华侨华人社团组织是在迅速发展的,而且活动地域在不断扩大,从居住城市扩展到全国,从居住国扩展到全世界,并形成了20多个国际性的华人社团联合组织,经常开展世界性的联谊活动。如在1971年,香港崇正总会发起举行了“世界客属第一次恳亲大会”,此后每隔两年,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便轮流在世界各地区的主要城市召开一次,并成立了全球客属同胞之联络服务中心一一世界客属总会(设在台北市)。1980年,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发起组织了“东南亚潮团联谊座谈会”,决议召开“国际潮团联谊会”。此后从1981年起,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便也每隔两年举行一次。1989年,第一次世界海南乡亲大会在新加坡举行,成立了海南乡团的世界联谊年会及联络中心。这些恳亲大会,联谊年会对团结散布世界各地的侨胞乡亲,加强彼此间的联系,增进工商贸易的交流,维护共同经济利益,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与此同时,在海外华人社团中,出现了一些以谋求华人生存发展,反对种族歧视,争取民族平等友好,维护华侨与华人合法权益为宗旨的政治团体和以交流专业知识、切蹉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弘扬中华文化为目的的学术组织。这与海外华人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的提高,社会意识及价值观念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如马来西亚的马华公会,成立时仅仅是一个华人福利社团,1952年改组为政党后参加了争取马来西亚国家独立的斗争,成为全马第二大政党,拥有会员50万人。马来西亚独立后马华公会派代表参加了历届政府,担任部长、议员等职,在美国,这类华人社团主要有“旧金山华人权益促进会”、“纽约华人进步会”、“美华协会”、“华人工程师学会”等。有些华人竞选州长、议员获得成功,有些华人被委任为政府的中、高级官员,都与华人社团的支持分不开。 此外,现今华人社团都普遍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培育民族意识、促进居住国与祖籍国在科技、文化、经济上的交流当作一项主要的工作。这方面的重要途径便是在华侨华人杜区发展中文学校,中文报刊和华语电视、华语电台。据有关资料,目前世界上约有各种类型的海外中文学校和补习班2770多所,学生近100万人;海外中文报刊309家,其中日报78家。海外中文日报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在一些华侨华人聚居较多的城市,社团还举办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以粤语、闽语、客家话和普通话播音,内容以介绍中国新闻与名胜古迹,风俗人情以及文艺节目、连续剧为主,很受华侨华人的普遍欢迎。 为适应当代经济环境急剧变化的形势,改善和提高海外华侨华人的经济地位,近来不少有实力的华人社团出现了转向经济领域发展,组建大型经济实体的趋势。如马来西亚嘉应总会组建嘉应控股有限公司,在海外乡亲中招集了1000万元的资本,开业仅9个月就赚取利润6万多元。琼州会馆联合会打破旅马琼侨家庭式经济的传统模式,发起组织美华合作社,集小资本为大资本,经营金融、保险、贷款、建筑等业务,几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集团。 华侨刻苦创业,或做工或经商,或从事农业,世代相传,对所在地区的经济繁荣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成为其社会的一部分。然而因中国当时是一弱国,华侨也莫不备受欺凌,主客观的因素使他们对祖国复兴的热望格外急切。中国的抗战,改变了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绝大多数华侨也相继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是中国这一民族意识和文化背景把他们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时刻关心着自己家乡和国家的状况,抗日战争更激发了他们固有的祖国观念和爱国热情,他们在为中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奔走呼号,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抗日战争的巨浪也化解、扫除了华侨之间帮派的嫌隙和陋习。以往闽帮、粤帮、潮洲帮、广肇帮、海南帮、客帮等各帮封建地域观念严重。各帮派之间相互对立,抗日战争的浪潮冲击和打破了这一观念,许多小团体被整体的潮流所吞没,如旅港闽侨有两个大集团,一个是福建同乡会,一个是福州同乡会,前者是说厦门话的闽南人,后者是说福州话的闽北人,因语言隔阂和传统习惯的各异,两者畛域分明。为了救乡、救国,他们成立了旅港闽侨救济民食联合会,囊括香港所有的侨团和侨领,过去的畛域和隔膜就此而消失。 以往,各地华侨的组织比较零乱,每一地区多有一个松散的中华商会,缺少统一团结的机构。此时,各种救亡团体纷纷成立,环境不便公开活动的地区,则以慈着机关的名义开展工作,或以半秘密半公开的组织形式掩护自己,以求救国之道。名目繁多的爱国救亡团体的出现,一时间极为振奋人心。 欧洲大陆的华侨,因吴玉章的推动,早在1936年9月就组成了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会址设于巴黎,其成员包括法、英、荷、德等国华人。各重要城市也均有抗日团体的组织,如巴黎抗日会,里昂华侨救国会等。 美国各大城市均有华侨抗日群众组织,如纽约华侨筹饷总会、堪萨斯州华侨救国统一会、芝加哥华侨救国后援会、费城华侨抗日救国会、旧金山加省华工合作会等。也有以会馆名义或行业联合会名义开展抗日活动的,如纽约的洗衣店。这些组织中最有影响的是司徒美堂发起组织的纽约华侨抗日筹饷总会。司徒美堂,原籍广东开平县人,14岁即赴美,旋加入洪门致公堂,这一组织遍布美洲各国,以堂、党、会、社的名义存在,共200余个机关,10万人。司徒从西部迁到东部纽约,以致公堂为基础,另创安良堂,后改称安良工商会,以财力称雄于美东,其组织较致公堂为完备,为旅美华侨大团体之一,其分会遍布美东各地,司徒历任总会长。1939年全美洲洪门垦案大会召开,议决组织全美洲总干部于纽约,司徒任总部总监督,纽约华侨抗日总会成立时,司徒又自任筹饷总局总监督。这种双重领导身份,增强了他的号召力。 南洋一带,抗日救亡组织更是蓬勃发展,如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吉隆坡等地都有一个中华商会,抗战开始各商会都另行组织了一个筹赈会,专做救亡工作。马来西亚原分12个区,便有了12个筹赈会。此外如马来西亚各界抗日后援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华少年先锋队、青年会、客族商会等。各学校有校友会,各地方有戏剧社,如马六甲的晨钟戏剧社、文东的锋岗戏剧社等。 新加坡华侨,在陈嘉庚、侯西反、郭新、符致逢等人的推动下,组成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还有各种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以及半公开或秘密的社团,如华侨抗敌后援会,援八(八路军)委员会等。越南西贡有抗敌救国总会、缩食会、西贡唤群茶店工会、五四周报社等,主要负责人是张长、顾子俊、陈肇基、陶笏廷,除张长外都是殷实富商。缅甸有全缅救灾总会、抵制仇货委员会、船只建设协会、伤兵之友社等。菲律宾有中华抗敌会、中国之友社、航运会菲分会、福建难民救济会、国防剧社、八一三话剧团、中华嘤鸣社等。 暹罗亲日排华,华侨难以开展救国活动,即使如此,在旅暹华侨文化界与教育界一部分先进人士的努力推动下,还是成立了筹赈会,华侨学生界抗战救国联合会等。“抗学联会”是半公开组织,在其领导下,各种各样较公开团体,如文艺研究社、戏剧社等相继组织起来。 香港地近祖国大陆,上海沦陷后,一大批中共党员和文化界进步人士多涌向这里,所以各种救亡组织旗帜鲜明,除了各行业的赈济会,还有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会、工合国际委员会等,各类商会、同乡会此时也均成为抗日活动的有力组织,如琼崖华侨救乡联会总会,统一了南洋各地的琼籍华侨组织。 几乎所有的华侨团体、海外华侨组织都在努力开展新的渠道,铸造侨胞的爱国主义思想,华侨的报刊杂志、学校、社团及会馆都动员起来。如巴黎的《救国时报》,纽约的《华侨日报》、《五洲公报》、《大美晚报》、《新报》、《先锋报》、《民气日报》,旧金山的《世界日报》,都是很有影响的。新加坡的文化事业也很发达,报纸有《星洲日报》、《星中日报》、《总汇报》、《南洋商报》、《新国民日报》。菲律宾马尼拉的报纸有《中山日报》、《华侨商报》、《新闻日报》、《新中国报》和《公理报》等。全世界华侨报纸的总数在70种以上,其共同的特色就是突出地报导了祖国的抗日动态,把“祖国消息”和“华侨救亡运动”辟为专栏,特别是香港,成为华侨报纸的总汇,共有十多种。 近几年移民海外的华人华侨在居住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PAUL Z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