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陆佑，著名华侨实业家、金融家，慈善家。本姓黄，名佑又名如佑，字弼臣，号衍良。广东江门鹤山雅瑶镇

 

家境困难

 

清朝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月九日，陆佑出生于贫苦农家，其父黄明显世代务农。诞生后不久父亲不幸身染沉疴，缠绵病榻，终于撒手人寰。五年后母亲工作劳累，忧戚过度，在贫病交迫中死去。家中有一姐体弱多病，也相继夭殇。既无叔伯，又无兄弟，孑然一身，零丁孤苦，身世堪怜。

在那苦难深重的日子里，村里有一乡亲，对陆佑的遭遇，顿起侧隐之心，殷勤慰勉，担心他因无人照顾而流离失所，在饥寒交迫中会变为沟中之瘠，便带他去见邻县新会桐井乡地主陆显(又名明显)。陆显喜欢他诚实而伶俐，温和而老练，收他为奴子，立契做陆家的长工，故改陆姓（鹤山人叫他黄陆佑）。陆佑从此就寄居新会桐井乡。桐井在新会城东北，与鹤山毗邻。[1]

穷途末路

 

1854年新会发生民变，陆松年、吕萃俊等人号召村民响应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清廷派大军镇压，许多农民惨遭屠杀。这场动乱，造成社会动荡，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大批破产农民和失业手工业者，为了生计，被迫离乡别井，远走异国他乡。陆佑在家乡，娶了一农家的女儿为童养媳，名叫梁雪梅，农活针线样样出色。两口子日夕辛劳，依然是一对穷光旦，寅吃卯粮，生活拮据。陆佑正坠人苦海愁障，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被猪仔贩子看中，见他“身体结实，外表和气，颇为合意”，提出借钱给他赎身，带他到马来亚做契约劳工，时年17岁。[1]

赎身出国

 

陆佑征得主人陆显的同意，用二十个银元赎回卖身契。他给妻子二十个银元作安家费，而另二十元付船票旅费，自己身上只携带几个散碎铜板，悄然挥泪出国。

1858年夏天，猪仔贩子来到陆佑家中，押带他到广州黄埔(长州)猪仔馆。这时从各地拐来的猪仔二百多人，都集中到广州来。扬帆启程前，逐一对号点名，陆佑等乘的是桅棚船出海。二百多名华工全部挤蜷在下层舱底，“日则并肩叠膝而坐，夜则交股架足而眠”。舱底通风设备不好，空气混浊，舱内既闷热又潮湿。人数既多，水用不足。船上伙食粗劣，缺乏医药设备。吃、喝、睡眠、大小便都在舱内。据陆佑供述，华工在船上行动坐卧都不得自由，稍有违规，就遭打骂。船上有几个人生病而无医药照顾，结果死了，便抛进大海水葬，船在赤道望无边际的海洋上，摇晃漂浮了五千里，乘客郁闷地度过呕胃熬肠的二十天。帆船冒风涛，涉鲸波，经过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从交趾洋南行，直抵东西竺(Pulau Aur)，朝北偏西，扬帆驾进长腰岛(民丹岛)水域，荡入龙牙门(Lingga lsland)。在旭光熹微，薄雾笼罩海面的清晨，有海鸟在天空翱翔，帆船慢慢悠悠进入新加坡港。

陆佑等新客登岸后。就被客贩(猪仔贩子，又称苦力掮客)押送刊猪仔馆。陆佑说：他们被拘禁在一座三层楼的建筑物，高墙深院，窗户很少，铁闸数重，戒备森严，防范猪仔逃走。新客按照契约上书明的劳务年限分配到不同的仓房。陆佑的劳务年限是三年，分配到第二仓。新客寄仓后，就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已成“砧上之肉，釜中之鱼”，稍有不服从、怨言或顶撞，就拳打脚踢，横加鞭笞，哭声达街巷。两日后，有雇主要买陆佑。先来一位西医进行健康检查，新客赤身裸体受检验，如果拒绝解衣脱裤的或动作缓慢的，就遭毒打。在二楼后座，用竹干木栏布置一个跳高架，叫新客双脚跃过。跃过的是体力较强的人，分配到矿场或深山做苦力粗32；跃不过的表示肢体欠壮，分配到园丘种植胡椒、香料和甘蔗。陆佑通过验身、并跃过竹架，证明体力合格，被买主看中了。陆佑先前与猪仔馆签的卖身契，此时转移给新主人，以劳动所得分期扣还身价。卖身契转让给任何人，新客是没有发言权的。[1]

初当矿工

 

雇主是经营矿业的。陆佑联同一批新客被押送到柔佛的丰盛港附近去当矿工。矿场规模不大，共有一百多名工人。 矿址在莽莽丛林的边缘，自然条件是很严酷的。矿工一年工作三百六十天，农历新年有四天假期。新客矿工平日没有工资，每月按劳动量发五、七元零用钱。少量衣服和蚊帐由雇主供应。所谓衣服是由面粉袋改做的裤子，陆佑穿着这种短裤爬山越岭，涉涧扳藤，或浸泡在水坑里干活。矿工多患疟疾、痢疾、风湿和脚气病。没有医疗所，只服草药和涂药油。工头凶神恶煞，专横暴戾，大家对他的行径，具有愤慨之情，但敢怒而不敢言，令人一生难忘。

在矿山三年，服务期满，陆佑恢复自由身，不再与雇主续约。他回到新加坡，由一四邑同乡介绍，进入粤人罗奇生烟酒庄工作。在生活的威胁下，长期处于贫困无助中，陆佑重视金钱，不轻易花费一文钱。陆佑在烟酒庄工作三年，节衣疏食，克勤克俭，积攒了好不容易积蓄了99元叻币，在朋友的鼓励和指点下，他离脱烟酒庄，自己筹划在马结街开设一间“兴隆号”小杂货店，生活渐渐好转。但他不满足杂货店的小天地，他听闻拉律地区发现丰富矿藏，很有发财致富的机会，於是决定北上马当(Matang)，把“兴隆号”交给可靠的伙伴管理。从此，他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谱写出自己历史的新一章。[1]

北马创业

 

于1872年，从星州前往马来亚霹雳太平的拉律锡矿场，陆佑初期在Chan Kam Chong和Ng Sow Swee合营的矿场里做行扛(厨师兼采购)。据说他做的拿手佳馔是冬菜蒸猪肉和韭菜炒蛋。当时鸡蛋一枚半分钱，但他买的是损壳蛋一分三枚。他直接到菜园买瓜菜，比菜市便宜；用公司的馊饭残羹饲养鸡鸭增加收入。像其他蓑笠南渡的拓荒先躯者一样，他急于从高额利润的锡矿贸易中获取财富，不惜栉风淋雨，戴月披星，甚至赴汤蹈火，生死以之，为的是攫取财富。陆佑想方设法筹得足够的资金在甘文丁与人合作开矿。凭着苦干的精神，深挖下去，该矿口竟是一个量多质好的锡米矿。陆佑很快成为小富翁，日子过得舒适了。谁知好景不长。他的矿场在1873年的一场帮会械斗中，被敌对的海山派人马摧毁，屋舍财物焚如，矿工都投入战斗中或被驱逐。陆佑的生意也被迫结束。这次大规模械斗使陆佑损失了14万元。亏了这笔钱，他惨不堪言。

英国驻霹雳第一任驻扎官伯奇(J.W.W Birch)，因禁止马来土侯自行征税，触怒了马来上层人物。1875年11月1日，他在伯西沙剌(Pasir Salak)河畔被刺身亡，州内骚动，英国殖民部派军队弹压，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陆佑获得一份供应粮食给英国驻军的合同，使他从踬跌中爬起来。当时军情吃紧，重要河口都被封锁，交通受阻。陆佑运粮，聘用原住民做向导。他们绕过崎岖山道，穿过原始森林，涉水过涧，把一筐筐一箩箩的粮食运送到目的地。他不用说是冒险进行这项工作的，但他的辛劳后来获得酬报。

陆佑从事运粮生意，赚了一笔钱。他便与槟榔屿的丘天德合伙于1876年在甘文丁开办一个新矿场。虽然开始时有利可图，分了红股，但在1870年末期，锡价大跌，每担由二十四元下降到十七元。这次锡价滑落，使陆佑损失十四万元， 他实在已坠落破产的深渊。

“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霹雳第三任驻扎官休罗(Hugh Low)批准他在较早时候提呈的对甘文丁地区承包税捐的申请。这项申请的批准，可能是对他为英军服务的酬报。

这时，霹雳近打河谷(KintaValley)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在务边、甲板、督亚冷等地发现了丰富的锡苗。1874年英国人干预霹雳之前，近打河谷已有上千的华人采矿。到了1884年之后，大批华人从北部的拉律和南部安顺、美罗涌进，锡矿产量因而迅速增加。当时的怡保还是沙盖人盘据的村落。1880年陆佑在近打矿区投资，一年就分得五万元股息。

陆佑自1858年出洋谋生，光荫荏苒，物换星移，倏忽已二十三个存秋。他的事业已初具规模，积攒了一笔钱财。他这时行年三十七，快近不惑，只惧“四十无闻，斯不足畏”。1882年他决心买棹北归，企图纾解心中的乡土情结。

1882年陆佑回乡，1886年左右返马，在中国勾留了三年多至四年。他回到家乡，与雪梅重逢，真是悲喜交集。雪梅与父母共住，安贫守拙，葳蕤自守。他们这时正式圆房，宴尔新婚，完成结婚仪式。当年惯例，男子出洋很少携眷同行，陆佑返马并没有带雪梅“过番”。雪梅膝下犹虚，他怕她独守周围，生活孤寂，便买了个男孩子取名汉秋的，给她做儿子，两母子相依为命，有个照顾。在广州买屋子建店铺，使母子有安身立命之所，生活无后顾之忧。陆佑在乡间徜徉，出广州和香港逍遥，春去冬来，三、四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1]

发迹吉隆坡

 

陆佑大概在1886年回返马来亚，这次他不在新加坡发展，也不往甘文丁投资，而选中了吉隆坡。吉隆坡1885年发生一场大火，燎原之祸，把全市烧了大半，既是满目疮痍，又是万事待兴。吉隆坡必须重建，如加宽马路，疏浚沟渠，增建商店，建筑住宅，建设公共设施……。这个地方的发展潜能，吸引陆佑居留下来。通过当时州议员、有势力商人赵煜的关系，陆佑与权倾一时的雪兰莪驻扎官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副驻扎官罗爷(J.Rodger) 都有比较良好关系。瑞天咸需要陆佑这样埋头苦干、有领导能力的商人来协助建议设吉隆坡，期望陆佑从中国招募华工来开垦采矿，使它成为近悦远来，工商业繁盛的城市。瑞天咸提供机会给陆佑，也给陆佑一些充满挑战性的工作任务。陆佑不负所望，不错过这个机会，及锋而试，奏刀猪然。瑞天咸盛赞陆佑是“马来联邦最成功的企业家”。

在早期英属马来亚，承包税捐是经营锡矿业系体的重要构成部分。矿主拥有一个地区的承包税捐执照，以高价卖出鸦片、酒类和日用品给矿工，用以代替支付工资。这种以商品付工资的制度叫实物工资制度(truck system)。在这种制度下，经营者垄断专利，利润倍蓰。

承包税捐是指个体或商业组织向政府承包饷码，每年或一段时期内缴付一定金额，而取得对某种商品专利买卖权。众所周知，税饷收入是早期殖民政府主要财路来源。陆佑从1890年代起至1907年，承包四州府各地区的饷码，获得巨额利润，有人说他投资承包饷码共赚了二、三千万元叻币，加速完成他的资本原始累积(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的过程。他运用这庞大资金购置产业、股票、投资种植业并涉及多方面的投资。

1890年他偕同吉隆坡甲必丹叶亚石和赵煜成功地取得雪兰莪州内许多地方的税捐执照。1890年代他获得其他州府如吡叻、森美兰等地的包税权。1895年他以低价标得乌鲁雪兰莪(Ulu Selangor)的许多重要矿区的包税合同。当时最重要的税捐是鸦片人口税，政府把1896至1987年的鸦片包税权分配给陆佑，另一方面希望陆佑从中国招募两千名华工到雪兰莪来。1896年锡价滑落，生意淡静，陆佑请求减税，政府允诺。马来联邦财政官员说：“如果他 (陆佑)在财务上出现困难，那么政府税收就会受到严重损失”。陆佑也涉及亚答和木材的承包税捐，不过后者在1895年取消，改由公家经营。他曾涉及香港鸦片税，在新加坡也获得一些专利晶的包税权。总之，陆佑在1890年代从承包饷码和开采矿方面，收益是非常可观的。

陆佑从承包税捐赚来的资金多投资在不动产上，1896年前后，他在吉隆坡市区和雪兰莪几个新兴市镇兴建并购置了一百多幢房屋。他以他的产业作抵押向政府借取现金，又将它投进其他的包税事业上。1892年陆佑受委为雪兰莪州议员、卫生局委员，他的社会地位顿时提升，成为社会名流，受到殖民地政府官员的尊重。政府期望他开拓新土地，输入更多华工，开发地方经济，推动社会向前发展。1898年，政府批准他在彭亨文冬租借一面积广大的矿地。1904年他在关丹又获得大片矿地。

陆佑是四州府最大的承包税捐商人，在新加坡有三百万元的投资。陆佑承办四种饷码：烟(鸦片)码、酒码、赌码和当码。烟码和酒码获利最大，他自组公司经营。从印度人口生鸦片，经过提炼制成烟膏，开设烟馆供人吞云吐雾。陆佑曾在现在吉隆坡朱晴溪路附近设立炼烟厂，在吉隆坡半山芭，新街场，谐街(今李孝式街)和茨厂街设有烟馆。赌码是承包各埠大小赌馆。偏远地区则转批给别人经营。酒码是设厂酿酒并售酒给领牌商人专卖。当业是承包所有当押行业业务，因缺少经验，陆佑转批给专业人士经营，从中取利。

当时，殖民地官员对这些包税业务，缺少实际经验，所估饷额较低。举个例子，赌码初定每年饷额仅六，七十万元，烟码五十万元，酒码二、三十万元，当码饷额更少只十万元。四码共缴一百多万元。陆佑转批部分赌码和当码每年可收近一百万元，所得等于四码年饷的大部分。

陆佑的饷码王国，从1907年起就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瑞天咸1903年离开马来亚，陆佑在殖民地政府高层少了一分重要的支持力量。更重要的是，政府不再需要假手于他去完成一些事务。英国商人的合组公司(BritishJoint-stockCompanies)，拥有各种特权和优势，执王商界牛耳，在矿场和园丘方面，他们比较喜欢聘用印度人。再次如胡子春、黄宝美(Ng Boo Bee) 等人在商场崛起与他分庭抗礼。

到了二十世纪初，政府不再依赖承包税捐的收入作为税收的主要财源。1904年吡叻州政府招人投标鸦片人口税，陆佑出标银额最高，但未能成功标得。这预示陆佑的饷码王国的衰落。英国殖民政府先后在1909年和1901年取消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的烟码，1918年取消赌码。

除了在承包饷码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陆佑也有浓厚兴趣经营锡矿业。1886年他移居吉隆坡，幸获前辈赵煜的提携和指点，很快就摸到门路，六辔在手，扬鞭驰骋。为配合政府计划发展吉隆坡附近地区，他申请的矿地都一一获得批准，包括安邦、新街场、拉沙(Rasa)、古毛、万挠、龙邦和双文丹等地的矿区。

他的开矿事业，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这段时间，达到高峰。仅双文丹一隅的矿区，就雇用了一万二千名矿工，使它成为一个锡市，市况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在关丹挖到一个“锡米仓”消息传到吉隆坡，陆佑雀跃万分，乐不可支。求酱得酒，釆骊得珠，挖到“锡米仓”，是经营矿业的人梦寐以求的憧憬。这个意外收获，陆佑坐牛车兼程赶赴矿地视察。所谓“锡米仓”就是所获锡米，泥锡分开，杂质少，质量高，藏量多，陆佑动用了一百辆牛车，二百多条牛来运载锡米。矿场里挖出一座如洗衣机般大的锡米凝结体，重近一吨。人称“锡王”又称“锡米头”，一时传为佳话，于是陆佑成为一传奇人物。

陆佑1897年与英国殖民政府签定合约，承建从吉隆坡通往彭亨文冬道路工程，为的是使文冬矿区与吉隆坡衔接起来。政府提供陆佑优惠条件，在文冬拨出四千英亩矿地给他，可免交二十一年矿地税。换句话说，陆佑获得筑路、开矿和发展社区的优待权。

这条道路从吉隆坡经巴冬加里(Batang Kali)，北上古毛(Kubu)，再穿过一段山岭丛林而抵达文冬。陆佑用了八百名工人，组成工程队，开芭砍树，清除一望无际的森林，铺设路基。在森林里阴暗而潮湿，到处丛生着藤蔓榛莽；二十步以外，只能听人声，不能见人影，甚至不能辨别东南西北的方向。许多筑路工人因操劳过度而死或因工伤染上疾病而殁。这条道路，可说是用华工的血汗筑成；在碎石泥土下，长埋着华工的累累白骨。

陆佑在文冬开设一间东顺公司，经营开釆锡矿和做地产生意。1897年有七、八千名华工涌人文冬开矿。文冬便这样从一个鸿蒙未辟之地变成一个市集，马来人也迁入居住，有菜市、商店、茶楼、旅社、药房，甚至有妓寨……。有人说：陆佑是建设文冬的人。

陆佑是猪仔矿工出身，早年受尽压迫和残酷剥削，现在他高步云衢，飞黄腾达，摇身一变成为妇孺皆知的大富翁。他曾经沧海，阅历丰富，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有谁比得他更懂剥削工人的窍门?有人说，他因是猪仔出身，所以拒用猪仔矿工，怕人非议。其实，他的矿场也用猪仔矿工。因怕猪仔矿工逃走，他晚上把他们拘禁起来，不给行动自由，沿用陈旧的实物工资制度剥削工人。不过，他的剥削稍轻一点，待遇好一点，伙食有所改善。他稍关注矿工的安全措施和健康情况，并给予一定的训练，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有一次，万挠矿场有一批矿工不满待遇的菲薄，要求加薪不遂，便采取罢工行动，陆佑毫不犹豫召军警来驱逐。

陆佑发迹后，胆更大，心更细，懂得一些商场上不战而胜的道理。他用蚕食手法，兼并别人的矿山。他消息灵通，知道某一矿主经济周转不灵，就前往跟他商量。如果对方急于需要援助，他就借钱给对方，帮他清理欠薪，还清债务。然后提出条件，跟他搞合作计划，继而把原矿主拉过来做自己的助手或股东，最后达到兼并的目的。

有些矿场经营了一个长时期，挖不出锡米，矿主资本亏损，经济、拮据。陆佑知道，如果再挖深一层，或再掘远一点，就会有锡米出来。陆佑便承购这些“旧龙口”，加工继续挖下去，果然往往水到渠成，锡米源源而出，他就赚得满盘满钵。

1894年，陆佑与吉隆坡著名南印度商人比莱(Thamboosamy Pillay)合资创立万挠电力公司(Rawang Electric Company)。陆佑在万挠矿场，首先引进电流，装设电灯，为业务工作提供方便。1895年吉隆坡铁道局(Railway Department)设置小型发电厂。吉隆坡市政局到了1906年1月才正式供应电流给民宅。陆佑的矿场，釆用露天水力砂泵开采方法(open-casthydraulic monitors)，人工密集，还是相当原始的。本世纪初，欧籍人公司传人新式技术以戽斗挖土机 (dredge)开采。这是开矿技术的大革新。这种机器首先在新西兰和澳洲使用，后来传人马来亚，价格昂贵，但功效比砂泵采矿高得多。

农民出身的陆佑，有着中国小农心态，非常重视土地的经济价值，并对土地有一份感情，他认为开矿虽然给他带来很大的利益，但锡米总有一天会采尽的，矿山总有一天铲平的，矿场总会有一天会变成一泓湖水。配合当时政府对土地的开放政策，他大量购置土地。他大兴土木，建筑民宅商店，建设基本设施，铺路造桥，供应电流，发展农业甚至设立医院。对土地的利用和加以建设，这是陆佑的贡献。他是当时马来亚最大的地主之一。

1897年，陆佑在乌鲁雪兰莪获得两万英亩土地。他计划从中国输入熟练农民，开发土地，从事大规模植稻种菜养猪开辟鱼塘。后来发现这块土地多山，陂陀起伏，不适合种稻。于是这块土地改种胡椒和甘蜜，收获丰盛。他在加隆邦园丘(Kalumpang Estate)种植椰子和其他农作品，请了两位农业专家布鲁克(w.Brook)和萨里斯(S.Saris)管理。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雪兰莪种植咖啡的黄金时代。因为斯里 兰卡的咖啡园受Hemilia Vastatris病菌的肆虐，产量一蹶不振，停止 出口，造成国际咖啡价格暴涨。陆佑因势利导，投资种植咖啡。当时 吉隆坡西北部文良港一带有三个由欧洲人经营的大园丘。陆佑从欧洲人手中购得霍多登园丘(Hawthomdin Estate)，雇用华、巫、印工人种植利比利亚咖啡。此外，他把双文单和甘文丁的私人土地也种植咖 啡。但是到了1900年，咖啡价值滑落，他脑筋转得很快，立刻舍弃咖 啡而改种别的农作物，以补偿咖啡跌价所蒙受的损失。

十九世纪末，电器工业登上了历史舞台，需要橡胶来作包裹电线的绝缘体。汽车业的发展，更需要使用胶质的轮子，这样，橡胶世纪来临了，陆佑是感觉到的。1900年以后，橡胶业蓬勃发展，陆佑追赶商业潮流，把霍多登园丘改种橡胶，六年之后就有收成。他的最大的橡胶园由吉隆坡伸延到彭亨的文冬，似两排狭长的绿色长城，郁郁葱葱，夭矫如龙，共长几十英里。另一个二千英亩的胶园；坐落在霹雳的丹绒马林。

陆佑有一个时期，集中精力搞胶园、地产和椰油厂，把开矿业务暂搁下来，陆续将矿场出让。二十世纪一战之前1900年、1907年和1913年爆发三次经济危机，各国原料和商品滞销，马来亚首当其冲的是锡业。锡业一度跌价到每担二十余元，其次是橡胶。陆佑经营的多元化业务及时摆脱了一些锡业的负担，因此他的经济力量的削减不大。

陆佑在原产品的产区和外地都设加工厂。在椰园里开油较、晒椰干、炼油、人罐、制造容器、运输，都由东兴隆宝号名下包起。矿场出产的锡米，运到自己的熔锡厂去提炼成锡块。这种包产制，减轻成本，增加利润。他经营各业咸亨，事业鼎盛，欣欣向荣，属下机构工人数万名，为了方便僻远工人持期票购物，1890年由东兴隆总办事处印发银票(promissory note)。这种银票，流通各地，信用卓著，人人乐用，与我们目前使用的由国家银行发出的钞票形式一样，有英文"Tong Hing Loon Loke Yew。字样印在纸钞的中央，右上角志阿拉伯字银额，下端印上中文字“吉隆东兴隆第x号银单伍员正随时便换。光绪x年x月x日发单”。这种银票流通多年，后受政府劝告，停止印发。

陆佑的商业利益除了承包饷码、开矿，种植橡胶、椰子、咖啡，开设雪兰莪油较(Selangor Oil Mills) 、峇都喼、土敏土厂 (Batu Caves Cement Works) 外，在下列的企业公司拥有股权，包括马来亚煤矿(Malayan Collieries)，实叻船务公司(Straits Steamship Company) ，实叻贸易公司(Straits Trading Company)，联邦工程公司(Federal Engineering Company)，劳勿金矿(Raub Gold Mine)，彭亨汽车服务公司(PahangMotorcarService Company)以及Messrs Alexander，Halland Company of Aberdeen等。他是马来半岛第一间华资银行广益银行(Kwang Yik Bank)的创办人之一，该银行开办于1913年。他投资在新加坡的产业估计三百万元叻币。[1]

商业及华团领袖

 

陆佑虽然认识字甚少，但他生活面广阔，有机会接触各阶层人士，了解世情，阅人多矣。他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尤能“不以一眚掩大德”，不会因手下的人犯了一点点错误，就抹煞他的全部功劳。所以骥骜之辈，卓越之士多为他效劳。

陆佑旗下的人才可分两个班底：一是经理人才；一是行政、秘书和专业人才。属于第一类的，都是有商场经验，勤奋而能独当一面的人才。如陈秀连(1845-1927)广东番禺人，曾参加拉律之战。此人胆大心细，才略过人。他为陆佑掌管饷码生意并任矿场经理。陈氏后来独立发展，开办铁厂，经营矿场，是吉隆坡工业界先驱，继叶观盛之后受委为州议员。张郁才(1870-1958)，广东新会人，与陆佑有葭莩之亲。陆佑给他原职两倍薪酬请他为东兴隆效劳，派他到东海岸做区经理主持饷码业务。他靠陆佑协助，与人合资创办鸿发矿场。这个矿场是当时吉隆坡最大规模的矿场，经营有术，下阪走丸，捞得风生水起，一跃而成为大富豪。陆秋杰祖籍广东顺德，槟榔屿出生，在大英义学受教育。他协助陆佑在万挠、古毛、双文丹承办烟酒饷码。后来在吉隆坡独自经营生意，设立洋行，投资航运，名为秋杰公司。

他曾任海峡侨生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主席，吉隆坡卫生局委员，第一位华人太平局绅(1917)。此外，尚有李星南、陈行、辛亚荣、朱晴溪、董贤、罗海春等都曾在东兴隆旗下做事，后来有的成为陆佑生意上的搭挡，有的出来独立发展，都有成就，成为二十世纪初至二战前雪兰莪工商界的翘楚和华社的领导人。

陆佑手下另一批人才是行政人才，学有专长，有的擅长文牍、有的精通法律、有的纵横捭阖，如李广霖、朱嘉炳、周锦泉、丘雁宾、罗逊(J．H．M．Robson)和格雷恩(A．D．Grane)等。李广霖是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出身，担任陆佑的机要秘书、法律顾问和经理。李广霖与当时雪兰莪苏丹苏里曼很接近。朱嘉炳(1863-1965)，潮州人，受英文教育， 自学中文。初时担任陆佑的英文秘书，后晋升为经理。朱嘉炳刻苦能干，很受陆佑器重。他是当时社交活动的红人，也是华社的领袖人物，著有英文《我的生命历程》(My Life's Journey)(刊字稿)一书。罗逊是吉隆坡《马来邮报》(Malay Mail)的创办人兼总编辑，与陆佑友善，后来成为陆佑的代理人兼顾问。有关陆佑的新闻多通过《马来邮报》的报导向名传遐迩。罗逊曾著《纪录与记忆》(Records and Recollections(1889-1934))一书，书中有涉及陆佑事迹，是第一手资料。

1898年，陆佑曾呈函海峡殖民地总督米企尔爵土(Sir Charles Michell) 申请英籍公民。他的申请不被批准，因为他不是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的居民，不具申请资格。有些中国资料说，陆佑入了英籍，故对中国感情疏淡。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

1900年，陆佑偕一班友人赴欧旅行，到过伦敦和巴黎。其后，他曾再两度欧游。1902年，他与林淑桂女土燕尔新婚，赴欧度蜜月，并参加英皇爱德华七世加冕典礼。多次欧洲之行，他看到欧洲人的社会生活、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参观英国的矿山和工厂，到巴黎、罗马和阿姆斯德丹，参观文艺复兴时代建筑物的富丽，最为心仪，眼界大开。吉隆坡的陆佑故居“东兴园”，就是融合东西方建筑风格的豪华住宅，含有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特色。

作为著名实业家和华社领袖的陆佑，受到雪兰莪政府的重视，邀请他参加公共服务。广帮领袖赵煜1892年溘然逝世后，陆佑被荐承继前者在雪兰莪州议会的遗缺。甲必丹叶观盛代表吉隆坡华人社群出任州议员，而陆佑则代表华籍商人利益受委为州议员。他们在州议会是华社的代言人、利益的保护者。陆佑在1893年受委为吉隆坡卫生局(Sanitary Board ofKuala Lumpur)委员。当时的“卫生局”就是“市政局”， 由温宁(A．R．Venning)任主席。每次开会讨论的问题，不外是城市设计，建筑物条规，建筑物管理，防火警和水患，空旷地的保留，自来水供应，街道清洁，街灯管理，食物检查，防虐疾和传染病，公市和屠场的卫生等等问题。陆佑对吉隆坡情况比较了解，所以他在市政局扮演一定的角色，确保吉隆坡市行政不会偏差和维持日常良好运作。1897年，陆佑代表市政局成功劝服吉隆坡华人肉贩迁移屠场地点和调整他们的营业时间。

辛亚荣是陆佑手下主管地产的一名经理，后来做了承包商，吉隆坡半山芭监牢建筑是他承建的。辛亚荣喜欢动脑筋，他盱衡时局，认为要促进商人团结和谋求共同利益，须有个组织。商人们就在东兴隆聚会，经过一番讨论后，决定组织商会，推举陆佑出任会长。这个消息由《马来邮报》(Malay Mail)发布宣传。陆佑登高一呼，众商景从，1904年成立“中华商务局”，后改名“雪兰莪中华商会”即今日雪隆华人工商总会的前身。“中华商务局”会址最初时附设在罗爷街矿务局里，陆佑当时任矿务局总理。他一身兼两职。

陆佑担任雪兰莪中华商会会长时，碰到一件不寻常的事。有一次，他坐火车南下新加坡，购买一等座位车票，但被赶下车来。原来1904年起，马来亚火车服务实行亚洲人和欧洲人分隔座位制度。他以雪兰莪中华商会会长身份提出抗议。当时，马来邮报总编辑罗逊撰文支持陆佑，认为特设“只准欧人车厢” (Europeans only carriage)是不合情理的事。陆佑查明实施这种分隔座位制度的原因。他用商会会长的名义印发了一千张传单向华社说明坐火车应有的礼仪，衣冠整齐，勿将两足架在别人座位上；不可赤足，不可赤膊；勿随地吐痰，勿嚼槟榔；在车厢里不可喧哗；在欧妇面前，不可说粗话。关于实施分隔座位的争论，一时未能解决，到了1911年才修改条例。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雪兰莪华族人口逾十万。吉隆坡为马来联邦首府，已成为半岛的政治中心，商业繁盛之区，南北交通枢纽。当时已有不少地缘、血缘和业缘组织，但缺一个统一最高领导机构。陆佑、张郁才和朱嘉炳等人于1915年登高倡议组织中华大会堂，群策群力，凝聚力量，统一认识，服务华社。陆佑慨捐五万元，并偕同叶观盛等人会见华民政务司汇报情况，联名向政府申请地段作建筑会所之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在兴建过程中发生连串问题，又产生人事倾轧，争论不休，引起政府关注，竟延宕了十二年漫长时间，这间巍峨大厦才矗立于美芝律即现在的Jalan Maharajalela。从整个建堂历史上说，陆佑及其家族贡献很大。陆佑捐献五万元，其哲嗣陆运怀捐款二万元，孙儿陆榕康、榕章昆仲各捐一万元。三代祖孙共捐出九万元。大会堂的建筑费共十七万元。

有的英文资料说，当孙中山来新加坡和马来半岛进行反清革命宣传时，曾向陆佑等募经费，而陆佑认为孙中山进行的是暴力革命，因此拒绝了他。这项记载不确实。陆佑的墓碑上刻有获“大中华民国二等嘉禾章”字样，在他的神主牌上有民国赏佩二等嘉禾章。这证明陆佑在二十世纪之初，是曾热心赞助反清革命的。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2月，孙中山来新加坡晚晴园主持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新加坡广肇会馆主持人李星南是同盟会会员，介绍陆佑给孙中山认识。而陆佑“兴隆庄”的职员周之桢、邓泽如是同盟会活跃分子，从事实际革命工作。周、邓与邓青阳等粤籍知识分子开办《星洲晨报》，宣传革命，陆佑予以资助。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授给陆佑旌义状，以表彰他赞助革命的贡献。陆佑慎言，大概对外国朋友不便直言事实真相。

吉隆坡第一间为华人子弟创立的学校名“唐文义学”，是甲必丹叶亚来于1884年开办的。校址在谐街(今李孝式街)。开办费五百五十元，学生十一人。“唐文义学”停办后，另一间学校叫维多利亚书院。(The Victoria lnstitution)兴起。由叶观盛、陆佑、比莱(T.Pillay)、特雷彻(W.H.Treacher) 和萧百纳(Bennett Shaw)：等人于1894年创办。原校址在谐街，1929年迁往八打灵山(Petaling Hill)。这间书院，校风良好，饮誉全马，培养了很多人才。

1906年两广总督派遣南洋视学员刘士骥至吉隆坡，受到华社热烈欢迎。他与侨领们协商，为适应潮流，开办学校，启发民智，教育华族子弟。埠众公举陆佑、陈秀连、陆秋杰、何小褚等五人为总理，积极进行筹备工作。陆佑慨捐三万元，以为之倡，租赁甘榜亚答新建三间民宅为校舍，命名为尊孔学校。马来半岛第一间新式华校是槟榔屿的中华学校，创立于1904年，创办人是张弼士。第二间是吉隆坡的尊孔学校，创立于1906年，创办人应推陆佑。1908年，吴雪华女士创立吉隆坡坤成女校，陆佑予以支持，捐助了一笔钱。

陆佑对早期马来亚(含新加坡)教育的贡献很大。他对新加坡莱佛士学院、英皇爱德华七世医学院捐出逾五万元。新加坡养正学校的创办，他给予大力支持，捐了一笔款。1904年，他献捐三万元给吉隆坡工艺学院(Technical lnstitute for Apprentices of Public Works and Railway Department)。

陆佑对高等教育最大的贡献，应是对香港大学的庞大捐款。1910年至1912年，他献出一百万元叻币给港大。港大为投桃报李，建造一幢钟楼，命名为“陆佑堂”，并在建筑物前竖立一座陆佑铜像。1915年，他又给港大五十万元港币免息贷款，还捐叻币五万元充作奖学金。1917年1月4日香港大学校长埃利奥特爵士(SirCEliot)亲临吉隆坡，授他荣誉法学博土学位，表彰他对港大和社会的贡献。埃利奥特爵士有段赞辞说：“你获取了巨大的财富而用之于教育和慈善，充分表现出你的智能。”

1894年吉隆坡古路律同善医院落成，它的前身是叶观盛建的“培元堂”，陆佑是最大捐款人之一。该院左邻有间“华人接生院”，院里有座“陆佑楼”，是为纪念他的贡献而命名的。1904年，他慨捐三万元给吉隆坡老人院，使老弱残障人士有医药照顾。又捐五万元给新加坡陈笃生医院，充当经费。此外，陆佑在雪兰莪几个矿区市镇，都；建有小型医疗所，照顾矿工健康。吉隆坡广肇会馆和新加坡广肇会馆的建立，陆佑都捐款支持。各地的庙宇，尤其是仙四师爷庙，都有他的签题，出手千元以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本邦经济遭遇困难，百业萧条，工人失业。失业工人由华民护卫司资送回中国，共计有一万人以上。吉隆坡各处，许多衣服褴褛的人流落街头。陆佑起侧隐之心，在谐街广肇会馆前施粥送饭，救济贫困同胞。

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整个大英帝国带进战争，增加经济负担，国家预算支出增长十二倍，因此募集资金。本地殖民地政府向商人作将伯之呼吁捐助军费。陆佑向马来联邦政府购买五十万元战时公债(war loan)，又买大不列颠政府的战时债券。他对英国政府这些善意行动，在西方价值观上是很高贵的。因此有人认为陆佑有亲英倾向。[1]

结语

 

陆佑个人生活很俭朴，他出外公干，在街边买一碗二占钱的蕃薯粥吃，便当午餐。他家有汽车，但很少使用。他喜戴巴拿马绒帽，身穿中国式衣服，足履布鞋；早上九时，下午五时，可以看见他坐在一辆人力车上，不快不慢地沿着峇都律走。他的寓所就在此路的南端东兴园。他喜欢树木，尤爱椰树。他有张照片，左手持帽子，右手按在放着花瓶的桌子，背景是一片椰园。这就是他的东兴园家园。他不让家人和工人砍倒任何椰树。有一次，工人告诉他有一株椰树被砍倒了，他听到非常生气。后来知道是长子汉秋所砍的，他的怒气就平息下来，因为他最疼的就是长子汉秋。陆佑喜欢看广东大戏，他的一些通俗历史知识，大概是从戏文中学来的。

　　罗逊常到东兴园去，他说看到陆佑的两位太太(第三、第四如夫人)，她们都很和善，大家有说有笑。他说陆佑是1917年2月24日到霍多登胶园去发薪水给工人，给毒蚊子叮了染病不治而死。那天天空飘下毛毛雨，他在雨中教导一位工人如何持锄头挖泥，给后者做示范，被蚊子咬了，又给雨水淋了，老人体弱，支持不住，不久心脏就停止跳动，享年七十二岁，并留下二千万元的遗产，死后葬在吉隆坡文良港热水湖山岗上的陆家墓园里。墓前竖立一座陆佑全身铜像。

　　陆佑生前先后共娄了四位太太，即梁雪梅(在中国)，梁钻(在香港)、林淑桂、林清金。淑桂是槟城人，受过良好教育。林清金在万挠长大。他有四男四女，依次是婉卿(女)、运超(又名汉秋)，婉英(女)、运怀、运日、运涛、婉婷(女)和婉平(女)。运超有三男容康、容章、容乐和一女淑馨。运怀有一男容勋三女元春、元庄和元贞。运日有一男容威二女元钊和元坚。运涛结婚两次。原配夫人李惠望，香港人，出身名门，蕙质兰心，如花似玉。离婚后再娶新加坡人周淑美。1965年6月20日一场空难，双双客死台湾。

　　陆佑墓园里有一幢古香古色的建筑物叫“翠兰纪念堂”。翠兰究竟是何许人，人们纷纷猜测。有的记者猜说是陆佑太太。其实，翠兰是陆佑次子运怀的爱妻，名林翠兰，生于槟城，受良好教育，是甲必丹郑景贵的外孙女。翠兰殁于1941年。

　　1931年12月21日， 当时雪兰莪代州秘书考尔德科特(A．CaldecoR)在陆运日结婚礼上致词，说了一段赞美陆佑的话，他说道：“陆佑的名字在我们的编年史上将不会漫灭，因为它是用普遍仁爱的笔和普遍慈善的墨写下来的……。他对马来亚的前程深具信心，他竭诚为它付出仁慈和爱心……”考氏的赞辞是否符合历史实际，这里暂不置评。不过一个人做事，功不在速成，而在求持久；志不图锐进，而要求坚定。陆佑似具有这些特点。

　　1989年中国出版《陆佑纪念画册》，当时的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博土在画册上题词祝贺道：

　　鹤呜声闯仰殷商，

　　山锡开源椽采浆。

　　陆海潘江才早著，

　　佑贤辅德义恒彰。

　　华民中土同钦敬，

　　侨士南洋共辉光。

　　先后令名垂港粤，

　　哲人风范永流芳。

　　王博士是研究南洋华人史专家，他的题词概括陆佑的主要事业成就，赞誉陆佑令名永垂南洋和港粤。“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马、新、港、粤四地纪念陆佑的建筑物有十一幢，以陆佑命名的街道共有四条。这是二百年来其他南洋华裔名人所没有的殊荣。

陆佑像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华南千千万万贫苦农民和城乡手工业者一样，在自己的乡土受尽压迫和剥削，无以为生，被迫南来找寻栖身之所。他是刻苦奋斗，志遂业成，发财致富的少数幸运儿之一。他的奋斗史，血泪斑斑，但否极泰来，摇身一变却飞黄腾达，尊位多金，他的白手兴家，有着典型意义。陆佑不像张弼士(振勋)怀着爱国愿望，挟巨资回国投资，想振兴中华。陆佑也不像陈嘉庚毁家兴学，领导同胞北望中原，呕心沥血，蹈危冒险协助中国抗战，成为华侨的一面旗帜。陆佑在本邦发迹后，落地生根，主要事业在本邦，他面向本邦，与本邦命运共浮沉。他与中国的关系没有张、陈两先贤那么浓烈。他在中国，少年时期卖给新会陆家做奴子，后来又被卖猪仔出洋，又曾在乡间被衙门拘捕受辱。大概因为这些不愉快的经验，使他对中国有几分疏离感。关于他对本邦做的公益慈善，本文已有所陈述。他在各业鼎盛时期，需要大量人力资源，从中国前后招募了数万华工南来垦殖开矿。这些华工定居本邦，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土地之上。他们开枝散叶，瓜瓞绵绵、子孙昌盛，人丁繁衍，对本邦的工、农、商社会各领域都作出贡献，并在本邦传播了中华文化。这叫做民族的发展；陆佑对华族的发展，是有重大贡献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华社流行一句话： “叶亚来打州府，陆佑建设吉隆坡。”这是民间对这两位前贤的历史评价。陆佑开辟建设了几个矿业市镇，至今为人津津乐道。[1]

3成功原因

 

陆佑经营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有一套经营管理方法和致富之道。一、为了提高矿区工作效率，他不雇用“猪仔工”。因为“猪仔工”身体素质差，工作消极，故此，他全部雇用有生产经验的“自由工”。二、提高矿工工资。将一般矿工的工资从8-10元，提高到20-30元不等。这样就提高了矿工生产的积极性。三、注意改善矿工的福利、劳动安全和医疗卫生设施，使矿工生活待遇得到较好的改善。由此把一大批熟练矿工吸引过来，乐为己用。另外，他还雇聘了一个有学识经验的洋人，专门负责他的产业经营。民主革命元老邓泽如亦曾为他做过帐房工作。这样，他在几年之间便成为垄断当地锡矿的大企业家之一。

4婚姻家庭

 

陆佑身材高大，“国字”口脸，走起路来一步一跃。看相的人恭维他像个“鹤形”，其实不伦不类。他待人接物外表上相当和蔼，摆出一付老实模样，底子却城府颇深。他中年以前，生活潦倒坎坷，后来骤致巨富，仍自奉甚薄，锱铢计较；同时记忆力极好，对名下的产业和帐目察察为明，了如指掌，丝毫不肯苟且。

陆佑离开祖国“卖仔猪”到南洋时，与原配妻子分袂终身没再会面，为免发妻膝下空虚，在南洋过继了一个螟蛉子，取名黄汉秋，时方10岁。声明将来继承黄姓香烟，侍奉原配。汉秋比陆佑还先去世，共娶妻子五人，目的是想多养几个儿子来分家产，计生子容康、容章、容骆；另一女乳名“亚妹”。汉秋不像陆佑那么悭吝，在南洋渐长，最会花钱；年纪轻轻，娶的老婆比乃父为多。由于性爱挥霍，不为陆佑所喜爱，被打发回国，在广州河南同福西置了几间大屋，把嫡母接来同住，还在鳌洲直街开设“东兴石叻庄”，经营椰油、橡胶等。汉秋后来患染伤寒不治去世，死时才30多岁。

陆佑在南洋所娶次妻，生子运淮、运溢。运淮乳名“阿兰”，娶槟榔屿新埠港门主（当地大财主兼大地主，即该埠“主人”之意）林某之女为妻。陆佑对此事最为满意，认为是门当户对的亲家。这位“二太”还生有一女，由陆佑遣嫁与前清翰林院编修卢维庆的儿子卢梅雪。卢氏是广州河南瑞宝乡的“望族”。维庆幼贫，曾寻；过“道馆”（迷信巫祝）职业；写得一手好字；后来考中进士，点作翰林，在乡间立有炫耀功名的文塔。民国成立后，维庆潦倒，到南洋打秋风，与陆佑认识，便成儿女亲家，在陆佑侧重卢家的门第，卢则慕对方的富有，这是陆佑认为第二件惬心的亲事。

陆佑在吉隆坡去世后，儿孙不久即告分家，但部分橡胶园及椰油厂仍大伙经营，按股分红，没有拆开。汉秋先死，算是长房，由孙容康、容章、容骆承继，各得遗产一份。其余运淮、运溢、运涛亦各分一份。以运涛和生母最优。当时物业及资产已升值，故其家属所分数字比八九千万还要多些。容章分家后遄归香港居住，独立经商。为纪念乃祖，在皇后大道建造一幢十一层大厦，取名“陆佑行”，出租作商店和写字间用；同时还广置产业。后又由容章、容康捐资数万元给广州岭南大学，建造一座“汉秋堂”作课室，纪念其父黄汉秋。当时曾从南洋定制一只真老虎标本，连底座重数百斤，立在汉秋堂前面。抗战前，广州有一家制售柠檬精止痛散的药行，第一手创办人黄老七，自称系黄陆佑之弟，实是冒名附会。陆佑的“陆”字是做奴子时主人的姓，而非排行，他根本没有兄弟。